這次中国文字博物馆第二届“文字•书法”论坛的主题为“20世纪中国文字学与当代书法”。那么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实际上要探讨基本问题应该是：近现代以来文字与书法的关系。如果广义地加以界定的话，似乎可理解为学问与艺术之关系，因此我觉得探讨文字与书法之关系必须以此为前提。很明显，这些问题由于古今时空环境的不同，其性质与表现方式乃至价值观念、审美趣味等都是不尽相同的，那么为何要讨论二十世纪以来文字与书法的关系问题呢？因为它与清代以前的所谓古代时空环境已大相径庭，故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无疑有必要加以探讨。当然，这些都是非常大的学术问题，远不是在这里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的。在此，简单地就我所关心的问题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学问与艺术的关系

    文字是一门学问，书法是由文字的书写而衍生出来的一门艺术。本来学问与艺术之间是彼此相对独立的，也可以说它们是并不太相关的两个领域。然而因为它们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共同之处在于，左右这一关系的不是别人，正是文人学者。文人之于学问，就如同木匠做家具一样，是一种职业身份关系，可以不用讨论；而文人之于艺术，就比较复杂了，在中国尤其如此，因为二者之间不存在职业身份关系，所以文人为艺，既可为之亦可不为，艺术对于文人而言，比起可以安身立命的诗词文章，乃是等而下之的附属品，是一种业余爱好，然而又正是文人，确立了其中的美学观念、趣味标准、形式风格以及游戏规则。具体到书法，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古代没有纯粹意义上的书法家，只有善书或者工书的文人士大夫。当然这只是相对于以书写为职业的人而言。比如早在汉代就出现的“佣书”职业，是一种代人抄书的职业，它一直延续至明清，但这些以书写为固定职业的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他们在文化身份、社会地位等方面显然不能等同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书法家。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尽管总体上讲传统的书法艺术价值观并没有很大改变，但艺术家的身份，具体而言，即书法家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以古代书法家的印象来重叠现代的书法家，明显会出现以前未曾出现、或者很少出现的偏离印迹，最明显的不同在于，古代并没有真正意义的书法家，而现今以书写为职业的书法家日益增多，为何如此？我们认为应当从社会分工日益专业化以及近代教育制度中的学科体系中寻找原因。

    从西方引进的学科体系在我国教育体制中的确立，艺术学科的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与政治、经济、文学、历史、科技等经世济国的重要学科同样，成为一门可以独自传授其知识的学科体系。由此而来的是，与古代相比艺术家的身份发生了很大改变，他们的职业意识空前提高，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日益重要。其实在先于我国接受西化的日本，这一现象体现得更加明显。日本明治维新(1868)以来，传统上原本一体的领域，也渐渐趋于分业与专业化，而在书法方面，则出现了艺术与学术的“分离”现象。日本著名汉学家神田喜一郎先生曾指出，日本在步入近代以来，“日本的学者、诗人几乎不善书，而书家也只是技法层面的专家而已，这样一来，日本的书法只能越来越技工化，朝着近于一种曲艺化的方向突飞猛进。这就是日本书法的现状。” 神田先生所指出的书法家不关心学问，学者不善书法这一情况在日本书坛早已出现，这是一面镜子，在步入近代的我国，也同样也能清晰地看到这一现象的存在。原因何在？我们认为，这是学科体制的发展得必然结果，它直接导致了艺术家身份的单一化、职业化。就书法家而言，书法已不是过去文人可有可无的业余爱好，而是与诗词文章可以并驾齐驱的专业学科，随之而出现的新的美学观念、趣味标准、形式风格以及游戏规则等，当然与古代大不一样。在当今书法家看来，只要写好字就可以了，至于做学问则是其他学科人做的事。其实这种想法没错，错就错在新时代改变了旧有的美学观念和趣味标准。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堕落？应该乐观还是悲观？对此如何解答，因人而异，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承认，在艺术家身份发生重大改变之后的今天，我们需要构建具有时代精神的新的美学观念和趣味标准，因为我们无法改变身份，回到古代，尽管古代的书法艺术曾经那样的辉煌与灿烂。

二、文字与书法之关系

    我们常常可以听到当今一些书法家议论：“学者们虽然认得出古文字，但并不懂其造型之美，古文字的艺术魅力还需要我们书法家来阐释……。”假设古人听到上面这番议论，大概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当代，应该是习以为常、毫不奇怪的事了，原因已如前述。古人姑且不去议论，因为毕竟时代不同了，我们既然生活在当代，应该更关注当代的事。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文字与书法的关系？通过以上的议论我们不禁要问：是不是很好的文字学者都能够成为很好的书法家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即便举出专业性最强的例子来看，似乎也很难支持这一观点。比如拿二十世纪的最著名的古文字学家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为例，其中作为一种兴趣偶一为之者有罗振玉、董作宾，王国维似乎根本不关心书法，郭沫若则不写篆书而偏好写行书……而真正杰出的古文字书法大家似并非文字学者，如吴昌硕、黄宾虹便是典型的例子。我们说，罗、王、郭、董的职业身份是文字学者，他们不关心书法很正常，而吴昌硕、黄宾虹的职业身份是艺术家，他可以不十分在意古文字是否写得正确。我们还可以听到当代书法家会有如下议论：“文字学学得再好也不一定字就能写好，除了有一些减少写错别字的功用外，对提高书法本身的水准并没有多大帮助……。”这个观点并没错，文字学如同上面谈到的学问一样，除了能加强艺术家文化修养之外，与提高艺术技法并无关系。原因已如上述，这些观念应是进入近代社会后在其教育机制下的学科化的产物。但问题是，我们并不担心这些观念的存在，担心的是由此而来的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当代学人与书家的艺术品味问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美学观念和趣味标准的问题。

三、思考的延伸――当今学人书家的审美趣味问题

    说到这个问题，我本人感到有些悲观。如上所述，例如，当古文字学者并不在意字形之美，不大量进行创作实践而只是埋头于文字学的考据时，其审美趣味究竟如何？今天也许我们对这样一个场景并不陌生――一位著名学者在滔滔不绝地谈论书法艺术时，在他笔下挥洒出来的书法作品，却很可能一件庸俗不堪的东西。我们说学富五车的学者也许没有太多时间进行艺术实践，作品水平不高可以理解，但我们认为这里所反映出来的绝非仅仅是技法层面的问题，而是审美趣味问题。这些现象的出现，并非因某些个人自身的因素所致，它自有其更深远的时代、社会与历史的背景。我的理解是，迈入二十世纪的中国，在学术、艺术等领域里，古与今的许多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由此带来的种种现象，都可以从社会分工的日益专业化以及近代教育制度下学科体系的确立寻找出答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