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法教育的主要内容     书法教育，有“学问”的层面；有“术业”的层面。所谓“学”的层面可分为书之内的学问和书之外的学问。书法之内的学问可分书史与书论；不谙熟书法史、论，则无以言书法的学问。书法之外的学问则有义理、词章、考据诸学。苏轼书法，是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今人书法内涵匮乏，盖多因学问不足。此亦杨守敬《学书迩言》所特标“学富”一条的意义所在。     所谓“术”的层面可分为技法的知识与训练；应用的范围与方法。     1、技法训练：指书法之内诸种书体的知识与训练，主要是解决一个对“书写痕迹”的熟谙，也是一个对书写工具征服材料的体验。用笔与间架自是主干，而笔墨、刀刻、熔铸，亦有书写工具与书写所用材料的关系之把握。工具对材料的征服，是“技”的问题；用笔与间架的熟谙，是“法”的问题。“技”与“法”，对应的是人体与人心，技法的学习与熟练，是一个人体与人心由“可能”向“能”的转换过程。向着某种艺术活动目标的“可能”与“能”的转换，就是某种艺术技法掌握的过程。技法训练，包括对诸种书体技法知识的了解与技法实践的体认。技法知识熟谙于心，技法实践了然于手。此之谓“能”。     2、应用领域：应用的范围与方法，可分为鉴藏与经营。     书法教育，或者说书画教育，其目的是培养艺术工作者，而所谓“艺术工作者”又包括艺术创作者、艺术领域的管理者和艺术品经营者，此后二者，应属文化产业范畴，也是书法教育（书画教育）在应用领域所应拓展的教育空间。这里，主要的教育内容应是艺术品文化价值的积蓄与周转。所以，鉴藏与经营方面的方面的知识与实践，亦应纳入书法教育的课程内容中去。     基于上述论列，本文选择两个点略说文字学在书法教育学科建设中的意义，一是从“学”的角度，一是从“用”的角度。 二、文字学在书法教育中的位置     首先要明确一点，文字与书法的关系和文字学与书法的关系不是一回事。文字与书法的关系密切是不待言的；文字学与书法的关系比较发杂。     书法是有意味的汉字书写，自与文字关系紧密。     文字学是古所谓“小学”之一科，汉字是“形”“音”“义”的组合，“文字学”对应字形方面；“音韵学”对应字音方面；“训诂学”对应字义方面。就书法之书写的特质而言，它与文字学之字形研究更比音韵学与训诂学关系近一些。     学习书法，首先应该是取径的问题，即怎样写才能把字写好看的问题。无论站在批评的角度还是站在教学的角度，汉魏时的人们更多地关注线条而忽略结构，这大概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线条是属于书法的，而结构是属于文字（或与书法共同占有）的。到了后来，人们越来越重视结构的审美价值的开掘，当然这已完全不是“返祖”文字构成式的研究了，而是一种以造形原则为起点进行视觉分析式的地道的艺术研究。基于此种研究，站在教育者的立场谈书法技法学习的言论中，对于结体的重视可以说与对用笔的重视提到了同等高度。结体的学习亦成为学书者的重要途径。从学习书法的取径上看，笔法与字形，亦即线条的运用与结构的安排应是同等重要的。至于古书论中有言用笔第一，间架次之者，有言先学间架，间架既明，则学用笔者，在我们看来，也并非是古人非要从中论出这两个取径孰为高下，而是说这两者在学习书法时不可能轻忽其一。不谈用笔，不谈间架，或取一舍一，皆不可言学书。     “用笔”与“间架”都是文字书写与书法创作的基本问题，但各自的评价标准有差异。比如间架，文字书写清楚就可以，书法创作就得好看才行。所谓古人的“书法作品”，初无书法创作意识的，就是在写字，目的是记录与传通，有些写得好看，就留下来，传开去，成了后世临摹的典范，这就成了“书法”了。     书法最早是从书写来的，“书”的是文字（汉字），从文字的角度说，用笔，亦即书写痕迹、线条运行，都是文字天然具备的；间架，亦即结构关系、线条搭配，也是文字天然具备的。所以说书法与文字的关系紧密。但是无论书法还是书写，总要写字、句、段、篇。那么这字的形音义就都在里面了，唐代书家徐浩之子有《笔法》一文，尝言：“夫欲书先当想，看所书一纸之中是何字句，言语多少，及纸色目相称于何等书，令与书体相合，或真或行或草，与纸相当……有难书之字，预于心中布置，然后下笔，自然容与徘徊，意态雄逸。不得临时无法，任笔所成。”这个“欲书先当想” 、“预于心中布置”的内容是综合的，字句言语，就不只是一个字形对作者的影响，字义字音也会产生影响力的，除非你只是抄书，否则书写内容对你的影响就是全方位的，而文字的形音义的影响是较为直接的，比如苏轼在翰林院写陶诗句“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极为畅快，那只是字形对他的影响么？从这儿说，文字学所研究的范畴也与书法有一些关联，但这是间接的，是融于心而自发于笔端的，一机械对应，则书趣全无。     所以，文字学，作为一门学问，在书法教育中，是个应该设的课程，是书法作者学养的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其知识结构中的重要构成。比如书写工具对材料的征服，传通便捷的需要与书写提速的内驱力所导致的字体的改变，这都是书法学习者对线条痕迹的体认与对线条痕迹变化的把握时所应有的知识储备。 三、文字考据在书画艺术品评价指标设置上的意义     上面是从“学”的角度谈的，这里从“用”的角度再谈一下。     我们从艺术品的价值标准入手谈这个问题。     首先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艺术品的价值谁说了算？这就牵扯出一个艺术品的评价标准的问题。     艺术品（以书画作品为例）的评价标准至少有这样几个指标是绕不过去的：作品的年代；作家的知名度；作品的美学价值；同类（等）作品的数量；时趣（时代审美取向）；作品完整程度；收藏者的知名度；题识者的知名度；艺术批评领域的评价及批评者的知名度。     这里面年代的考据、作家的考据、收藏者与题识者的考据，都与考据学有关系，而这里面文字学的学问是不能低估的。如果没有文字学的考据功夫，艺术品的评价就容易出现信息不对称，这就衍生出一系列的问题。     当艺术品交易中一方掌握的信息多于另一方就称之为存在信息不对称。拥有信息较多的一方都会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在交易中充分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使得市场失灵。这两种途径分别是“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逆向选择”指的是市场交易中，因一方无法观察到另一方的重要外生特征时，所发生的劣质品驱逐优质品的情形。比如，在书画市场上所进行的相关交易常常出现这种情形。书画藏品的买者一般无法分辨出该物品的真实质量，有时甚至连真伪都难以区分。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使买卖双方无法顺利进行交易，因此，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尤其是买方的调整，才有可能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由于买方对于书画艺术品的不甚了解，或者对于自己掌握的信息的不确定，所以，即使是面对一件珍品或者真品，他也不敢支付完全符合产品价值的价格，他的意愿支付只能是一种“混合价格”，这种“混合价格”等于完全知情和完全确定下的真品（珍品）的价格与赝品（次品）价格的加权平均值，其权数为购得真品和赝品的概率值。毫无疑问，这一价格将低于真品的价格，如果低到真品的提供者（卖方）不愿意接受的水平，最终的结果是，只有赝品和次品可供出售。在这里，逆向选择的结果是质量较好、有保存价值的书画艺术品被赝品和次品驱逐出了市场。这样的损失不只是针对消费者个人，长此以往，扰乱的是市场的秩序，削弱的是价格对价值的表现力。同时也使书画艺术品真伪与美恶的赏鉴标准模糊化，从而导致书画艺术品价值评估的标准混乱。进而导致书画艺术品市场秩序的无规范，亦即鱼龙混杂、真伪莫辨。长此以往书画艺术品对人类影响力的品质就会降低，就会出现人所追逐的可能是伪劣艺术品，而真品与珍品却被驱逐出市场。形成一种“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局面。     “道德风险”是指交易的一方无法观察到另一方所控制和所采取的行动时，所发生的知情方故意不采取规范行为的情形。由于知情方故意不采取规避措施会招致对交易中一方的损害，这确实是一种道德缺失的行为，由此，也会引致各种风险。文化市场上的对学术品质的漠视常常就是由于委托人——代理人这一模式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带来的。比如，对书画艺术品真伪考据的隐藏、真正艺术评价的不在场的情况下将发行以及销售等各个环节委托给专业的营销机构（在这里可以看作是代理人）去完成其销售程序。由于代理人比委托人具有更多的市场信息优势，所以很容易造成其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采取的是不利于委托方利益的行为。这种行为的破坏性是非常明显的，经常出现书画艺术品的“意外事故”比如桃僵李代等问题，使书画艺术品的作者及收藏者自身的权益受到极大的损失，不仅是精神层面的——知识产权和所有权的被盗用，而且也包括经济方面的巨大损失。     导致这类问题出现的原因至少有两条，一是公共领域书画艺术品评价标准的不确定；二是公共领域内对书画艺术品批评的不独立。这里的所谓“不确定”与“不独立”或多或少都涉及到文字学等相关学问的不在场。所以，我们在培养学生时，在课程设置上要特加强调文字学及相关学问的配置，以其学习时这类学问的在场，冀其在实践时不至于此类学问的缺席。   中央财经大学 文化与传媒学院 王强 2011年3月14日于北京

日期：[ 2011-04-26 ] 阅读：4924

    核心提示：良渚文化一直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曙光”，此前，良渚文化陶器出现的少量刻画符号和纹饰曾被认为与汉字的起源相关。良渚文化一直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曙光”，此前，良渚文化陶器出现的少量刻画符号和纹饰曾被认为与汉字的起源相关——这一猜想昨天又添佐证，早报记者昨天从浙江省考古研究所获悉，该所日前在杭州市临平玉架山遗址发现一件刻有两个符号的刻符大玉璧。这是浙江省境内首次经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的良渚文化“刻符玉璧”，而这样的“刻符玉璧”目前国内仅4块。对于良渚文化的刻符，一些学者甚至以“汉字的黎明”来作比喻。     12月13日，杭州市临平玉架山遗址发现一件精心打磨得光滑如镜的大玉璧，距今约4000年，其直径为24.6厘米、厚约1.5厘米，属透闪石-阳起石系列软玉，厚重，圆大，精美。在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仔细辨识后确认，该玉璧上有2处刻符，一处位于玉璧正面，另一处在玉璧内凹边缘。考古专家初步认为，这2个刻符很可能是史前文字符号，相当于后来出现的文字；也可能反映某种宗教信仰，或大型宗教活动场景。这对于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宗教刻符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此前良渚出土的陶器上发现过不少刻符，但与玉器上的刻符不能比。”浙江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曹锦炎表示，过去在浙江省的良渚正式考古发掘中的玉器从来没有发现过刻符。“因为当时陶器的制作不受限制，陶器上的刻符可能很多是陶工制作时留下的一些记号；而玉器在良渚时期，只有上层贵族、有权势的人才能使用。所以上面的刻符，第一，不是随便谁都能刻；第二，刻上去一定有它的意义。” 　　据了解，“刻符玉璧”非常稀罕，此前浙江省只从民间收集到一块，一直存放在浙江博物馆。今年10月良渚文化博物馆新馆开馆，这块“刻符玉璧”被作为该馆镇馆之宝进行展出。“刻符玉璧”直径约为24厘米，正面雕有精细的“鸟立高台”纹饰，表层刻纹浅到只有用显微镜才能看清楚，正因如此，展出时还配以放大后的清晰样图。 　　据了解，出土刻符大玉璧的玉架山遗址16号墓位于杭州市余杭经济开发区，在2007年发现的良渚古城遗址以东大约20公里处。该古城四面被城墙包围，城墙宽40-60米。城中心是莫角山，学者们认为是良渚时期的中心，住着统治整个良渚文化区域的“王”。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丁品表示，良渚文化辐射整个太湖流域，包括浙北、苏南等地。如果把良渚文化辐射区域看成是一个“国家”，良渚古城就是这一国家的中心，像现在的首都北京。那么发现“刻符玉璧”的玉架山遗址，就是这个“国家”非常重要的大城市，可以看成现在的上海。 在该遗址除出土“刻符玉璧”外，还有包括玉冠状器、玉璜、玉镯、玉管串等50余件玉器。其中，以一件高约4厘米、上端宽约8厘米，形如冠帽，造型状若良渚文化“神徽像”上的羽冠的玉冠状器最为珍贵。据了解，玉冠状器一般只见于良渚文化规格较高的大型墓葬中，而且在每一墓中都具有惟一性，每墓最多只有一件玉冠状器出土；只有地位较高的人物才有资格佩戴玉冠状器，而戴着“神冠”的巫师和首领俨然成为神的化身。 此前，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些陶器上共发现十多个字。从良渚文化的器物上，能清楚地看到良渚文化时期反山琮王刻符、余杭南湖陶罐的十一个图文及澄湖良渚陶文、马桥宽把杯图文已经有了文字(图文、刻符、绘画)，即在良渚文化的鼎盛时期文字(图文、绘画) 已经形成。 　　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刘斌研究员认为，良渚刻画符号都表达了一定的内涵，已经具有文字的性质，在文字的发展历程中，应当处于从原始记事符号到文字产生之间的过渡阶段，是初期象形文字。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平研究员此前表示，“良渚文化刻符”被认为具有“前文字”的性质，有的刻符近似于装饰性图案，但它们出现在器物的部位和重复程度和可能具有的“语境”与图案有明显区别，商代甲骨文的出现，其中必然包括了良渚刻符的加入，良渚刻符应当是汉字间接的祖先。  

日期：[ 2009-01-22 ] 阅读：4837

　　 　　 吉罗夫特南部的古城遗址，被认为刻有古文字的石碑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 　　 　　 考古学家姆吉扎德认为，这块石碑上刻着的，是一种未被释读的古文字 　　 　　 经过古文字学家数十年的努力，甲骨文已经被释读出1000多字 　　 　　伊朗考古学家发现奇异符号石碑 　　古文字学家解析古文字释读技巧 　　近日，《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约瑟夫·姆吉扎德等考古学家的最新考古发现。在伊朗西部的一个城市吉罗夫特附近，研究者发现了一块石碑。碑上刻满奇怪的符号，考古人员认为，这很可能是一种已经中断传承数千年的神秘文字。 　　事实上，发现神秘古文字消息时常可以看到，也有不少研究人员、民间学者不断声称自己破解了某种重要的神秘文字。神秘文字真有那么神秘吗，破解神秘文字的方法有一定之规吗？在古文字学家看来，无论是神秘文字，还是神秘文字的解读方法，其实并不神秘。 　　1　伊朗＞古城遗址发现新楔形文字 　　考古发现往往将遗失的历史文明再次展现在我们面前。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西方的考古学家对伊朗境内的一座古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通过一系列发掘活动，考古学家重新衡量了古代伊朗在古代文明世界内的地位。相当部分科学家认为，两河流域文明的起源很可能是源于伊朗境内一条偏僻山沟中的一座古城。尽管这还是考古发现的早期阶段，但许多考古学家相信这次的考古发现将重写人类文明史。8月3日出版的《科学》杂志对这一遗址的发掘情况进行了详细报道。 　　伊朗考古学家约瑟夫·姆吉扎德(Yousef Madjidzadeh)在吉罗夫特城的南部还发现了一个古城遗址。“这个古城面积约2000平方米。在公元前3世纪中期达到鼎盛。”就是在吉罗夫特的这处古城市遗址附近，姆吉扎德发现了一块不大的石碑。在石碑上有一些奇怪的符号。 　　发现者认为这些符号是一种文字。该种文字的文明消亡以后，就再没人见过它们。不过，考虑到古城发掘的过程以及周围地区的环境，姆吉扎德也谨慎地表示，当然无法排除这块石碑是后人伪作的可能。 　　每一种古文字的发现都带来了颇多的惊喜。在伊朗的吉罗夫特，这样的惊喜并非首此出现。此前，著名的埃兰楔形文字也发现于此地。 　　1835年，一名25岁的英国陆军中尉罗林森奉命前往伊朗，出任库尔德斯坦省总督的军事顾问。这位业余考古爱好者到任不久，就听当地人说驻地附近有一处石刻。他于是前往石刻所在地，贝希斯敦村附近探险，并终于在此发现了一片大型摩崖石刻。 　　该片石刻离地面约有100米，石刻本身高约8米，宽约5米。上半部是一个浮雕，下半部是用古波斯语、埃兰语和阿卡德语三种楔形文字写成的铭文。这就是著名的“贝希斯敦铭文”。 　　然而，古波斯的楔形文字早就随着公元前330年波斯帝国的灭亡，而变成了一种无人通晓的死文字。不幸的是另两种楔形文字也早已随着文明的消逝而失传。因此，人们并不知道这些文字在向人们诉说着什么。 　　经过近12年的研究，英国考古学家罗林森(Rawlinson)才终于在1845年成功地译解了这片摩崖石刻上的古波斯语楔形文字。 　　考古研究人员纷纷表示，如果姆吉扎德新发现的真的是一种从未被确认过的楔形文字，那肯定会助于对楔形文字的发展史进行脉络的梳理———毕竟这种类型的文字正是发源于伊朗。 　　2　中国＞甲骨文破译靠传承 　　事实上，古文字的发现往往随着考古发现渐入我们的视野。而随着古文字的解读，一段尘封的历史也由此揭开。甲骨文就是古文字破译史上的著名案例。 　　1899年，国子监祭酒(国家教育的最高行政长官)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据说，当时王懿荣正患疟疾，医书上说一种叫“龙骨”的东西可以医治疟疾，所以他派人到北京菜市口达仁堂购买这种药材。 　　王懿荣仔细观察买回来的“龙骨”，发现上面有不少刻画符号。王懿荣有很好的国学基础，对金石学很熟悉。他很敏锐地意识到那是古代的文字。根据这条线索，他顺藤摸瓜找到了殷墟，确认了它的出土地，并因此确定了此种文字与商代古人的关系。王懿荣认定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最终，它被定名为甲骨文，并被追认为现代汉字已知的最早源头。从那以后，中国学者也便开始了对这种文字的释读过程。 　　清代收藏家刘鹗是一位著名的甲骨收藏者。1903年，他在金石学家罗振玉的帮助下，从自己的藏品中精选出1058片甲骨，影印出版了《铁云藏龟》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关甲骨文的书。1904年，学者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提供的资料写出《契文举例》一书。在这本书里，他发表了自己破译出的181个甲骨文字。这是中国第一部考释研究甲骨文的专著。 　　“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识别出这么多字，是因为汉字与其他地区发现的古文字不一样，汉字流传有序，有自己的系统。”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赵平安教授指出，学者可以通过对字型的比对释读甲骨文，这种方法使甲骨文的识别工作得到了突破。 　　这些古文字字型的资料包括金文、石刻文字、小篆等等。它们都是解读甲骨文的参照物。古籍文献也成为一个参照途径，通过文献分析，研究者释读了甲骨文中记录的地理、人物专名信息。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甲骨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并成为我们认识商代历史的基本材料。 　　不过，甲骨文的释读依然充满挑战性。现在，人们已经在甲骨上发现的单字约5000个，但能确认的仅1000多字。而且，在这批已经释读出的甲骨文中，大部分是类似“日”、“月”这样的简单象形字。由此，逐一解读出甲骨文，特别是其中比较复杂的文字便成为现今中国古文字研究工作的重要内容。 　　 　　 罗塞塔石碑现在已经成为大英博物馆中的著名陈列品。资料图片 　　 　　3　埃及＞罗塞塔的解谜传奇 　　早在甲骨文揭开面纱的100年前，埃及古文字就已进入人们的视线。随着古埃及国家的消亡，古埃及文字也逐渐被人们遗忘。直到19世纪罗塞塔石碑被发现，并经法国学者商博良深入研究后，古埃及文字才被释读出来。 　　罗塞塔石碑是解读埃及古文字的关键所在。1798年拿破仑出征埃及，并于当年的7月攻下开罗，很快征服了埃及。当时随军出征的有175名“有学问的人”，目的是为了研究神秘的古埃及。 　　1799年8月，在尼罗河口的罗塞塔城附近，一队法国士兵正在修筑工事。突然，一个士兵的铁铲碰到一块坚硬的东西。那位士兵可能没想到，这块坚硬的东西是通往古埃及文明的钥匙，这便是罗塞塔石碑：外形不规则的黑色玄武石碑，全长114厘米，宽72厘米，碑面刻有三段不同的文字。 　　“罗塞塔石碑的发现，给人们认识古埃及文化带来了希望。”赵平安指出，最初许多学者对石碑上的象形文字一筹莫展。后来，研究者发现了罗塞塔石碑文字的真实状态。原来这三段文字分别由三种古文字刻成。这三种文字分别是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埃及世俗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草写体)和希腊文字。其中第一段为象形文字，共11行；第二段为通俗体文字，共32行；第三段为希腊文字，共54行。 　　“在解读埃及古文字时，希腊文字的意义非同一般，因为希腊文是人们所熟悉的，这就是学者释读埃及古文字的一个参照物。”赵平安指出由已知文字来解读未知文字是破译古文字的一条重要途径。 　　从1808年起，考古学家商博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古埃及象形文字释读工作。在研究过程中，商博良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古埃及人写国王名字时，都要加上圆框，或者在名字下面划上粗线。“罗塞塔碑”上也有用线条框起来的文字。经过不断探索，商博良终于对照着希腊文，读出了埃及国王托勒密和“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CleopatraVII)这两个象形文字。它们可以从右到左，也可以从左到右，或者从上到下拼读出来。“埃及古文字的释读完成，也就带来了埃及学的兴盛。” 　　4　印度＞统计原理破译哈拉巴文字 　　遵循文字发展的自身规律、对照着另一种文字来解读古文字称为一种有效的方法，然而在对哈拉巴(Harappa)文字进行解读的过程中，统计学的方法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印度古文明的发祥之地曾发现一些类似文字的符号———哈拉巴文字。自发现以来便困扰着人们。上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开始了破解哈拉巴文字的征途。 　　令人不解的是，即使是在人类拥有了高度发达的密码破译技术和高性能计算机后，研究者对古人的区区二十几个符号始终困惑不解。毕竟，学者们仅仅得到了印章上的铭文和陶器上的少量粗糙雕刻，信息量实在太少。相关遗址总共只发现4000枚印章、印迹和陶器上残破不全的铭文雕刻。而且现知的所有铭文中没有一个超过21个符号，每段铭文的符号数通常只有五六个。 　　破译这种文字的难点还在于它们是一种未知语言的未知文字，谁也弄不清它们与古代或现今何种语言文字的关系，也没有一块两种文字对照的石碑作为破译的参照，像埃及的罗塞塔石碑和伊朗的贝希斯顿石刻那样。一开始，学者们试图把哈拉巴文字与古代西亚的米诺文字、迦南文字、赫梯文字联系起来，但破译工作进展还是极为有限。 　　好在哈拉巴文字旁边有图画，而这些文字和图画之间似乎有某种联系，这给了人们推演的线索。 　　早在上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罕特就着手收集哈拉巴文字。他确认了396个不同的哈拉巴符号，并逐渐增加至419个。这些符号在2290段铭文中出现了13376次。统计表明，其中有113个符号仅出现了1次，47个出现了2次，59个出现的次数少于5次。而只有约200个符号使用得较为广泛，统计法给出了破译的另一条思路。 　　这些发现说明：哈拉巴文既不是像梵文(印度的一种古文字)一样的拼音文字，又不是像中文那样的一字一音的象形文字的变体。哈拉巴文介乎两者之间，有些符号是一字一词一音的实体文字，有的符号却只代表发音。 　　考虑到大部分文字体系中都有表示单数、复数、男性(阳性)、女性(阴性)的一些文字规则，还有一些对尊贵人物的称谓，往往必须放在文章句子的开头，学者们发现一些哈拉巴符号经常出现在句子的中部，而另一些则反复出现在句子的开头和结尾。而其阅读顺序是从右到左，这点与古代中文和阿拉伯文相同。 　　在这种思路下，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在破译哈拉巴铭文时使用了一种格栅法，它是基于统计原理来分析哈拉巴符号在句子里的前后顺序，从中发现规则并最终破解了这种文字。 　　-链接如何破译一个古字 　　“读出一个古文字，就犹如发现一片新大陆。”一句话已经将古文字的解读难度描绘得淋漓尽致。 　　事实上，在对甲骨文的解读过程中，前人主要以《说文解字》为桥梁，通过字型纵向演化的比较来破译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历经几代人的努力，目前已解读了1000多个甲骨文字和2000多个青铜铭文文字。不过就其总数来说，所解读出的字数尚未过半。与此相伴随的一个问题是，即使我们已经解读出其中的一些字，也无法确知它们在商周时代的读音与意义。由此，探索新的古文字考释手段和研究方法，便成了当前古文字研究中一个迫切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战国文献的不断出土与发现，研究者获得了更多的参考资料。《周易》、《老子》这样的典籍都有了战国时代的版本资料。赵平安指出，目前对甲骨文的解读就可以参照这些文献。然而即使如此，甲骨文的一个字能够解读出来还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比如甲骨文中的“达”字，曾经被读作“途”。“途”通“屠”，也就是屠杀的意思。这个在甲骨文中频繁出现的字，在对商王的形象解读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此解释下传达出的历史信息是，当年商王不断地杀人，是典型的暴君。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因为“途”的对象往往是殷王室的亲眷、重臣、领地诸侯。对这类人群，殷王室绝无大规模屠戮的道理。“此外，我们还要考虑到词汇学的整个流变过程，因为‘屠’字出现得很晚，所能见到的用例基本上是战国以后的，而且屠后面多接牲畜名，本义为屠宰牲畜。”赵平安解释说，在对一个甲骨文文字的解读过程中要应用到多种方法，其中形体分析法，辞例校勘法，文献比较法都是常用的方法。辨别这个字是否解读得准确也要通过上述方法。 　　而对古文字的考释成败往往取决于能否找到可靠的足以沟通古今文字的有关文字资料。在对甲骨文“达”的释读上，楚简的发表至关重要。不过，文字资料的获取也带有偶然性，因而历史性分析必然存在着较大的死角，致使相当一部分古文字无法释读。 　　1995年，江陵九店楚简发表，这对甲骨文“达”字的解释提供了新的文献资料。这时文献比较法便派上了用场。当时，古文字学家李家浩在其文章中援引楚系“达”字字形。相比之前，“达”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主要称为秦系“达”字字形。 　　将对甲骨文中的这个“途”字和战国时楚系“达”字比较，赵平安等古文字学家发现这两个字之间有着明显的形体联系，特别是A(《甲骨文合集》32229)与a(郭店楚简《语丛》)，B(《甲骨文合集》6667)与b(《古文四声韵》引《古老子》)，C(《甲骨文合集》6055)与字形c(郭店楚简《穷达以时》)，(见左图)。这时，形体分析法又派上了用场。 　　赵平安认为楚文字“达”就是在甲骨文所谓“途”字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所以，甲骨文所谓“途”应该释读为“达”字。 　　-延伸神秘文字：传说还是历史？ 　　“任何一种文字都有其产生的根源，我们都可以找到与其相关的语言和文字。”清华大学历史系李学勤教授表示，尽管古文字与现代我们熟悉的书写文字已有了一定的距离，但都不是空穴来风，总能找到相应的依据。无论是中国的古文字，还是埃及的古文字，古文字学家总能找到解读的途径。 　　然而，还是有一些神秘文字流传了数百甚至上千年，依然无法被释读。在中国，至少有8种这样的文字符号，被称为中国的“八大神秘文字”。它们分别是仓颉书、夏禹书、红岩天书、巴蜀符号、东巴文字、岣嵝碑、夜郎天书和仙居蝌蚪文。除了这8种文字之外，研究人员还陆续发现了四川凉山地区尔苏的沙巴文，湘西地区的女书等神秘文字。这些神秘的文字，始终吸引着解读者的目光。 　　1 红岩天书 　　红崖山距黄果树瀑布约7千米。在它的半山腰上，有一块巨大的浅红色绝壁，壁长100米，高30多米，远远望去，像一块巨大的红黄横幅悬挂在晒甲山顶上。山崖上有许多奇形怪状的文字符号。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其著作中曾经提及此处文字，称之为“白水红岩”。清光绪年间，日本学者德丸作藏和法国学者柏拉如雷·弗海尔曾前往考察，但都无功而返。 　　围绕这处流传数百年的神秘文字，存在很多传说，其中三种比较有代表性：一说是三国时诸葛亮南征时留下的遗迹，故又名“诸葛碑”。红岩碑文所在的晒甲山传为诸葛亮南征时的屯兵晒甲之处，明清时的文人便认为是孔明南征时得到彝族默部首领济火的辅佐，在平定西南各族后，结盟修好的纪念碑。二说是蜀汉时爨族首领济火协助诸葛亮南征有功，此碑就是用古爨族文字书写的济火“纪功碑”。三说是殷高宗伐鬼方时的纪功碑。 　　最近有一些民间学者提出，这是明建文帝在失位之后刻下的讨伐篡位者朱棣的诏书。 　　2 岣嵝碑 　　而对原刻于衡山岣嵝峰的“岣嵝碑”，也是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岣嵝碑字形如蝌蚪，不同于甲骨和钟鼎文。有人猜测这可能是道家的一种符录。至于内容，古代多认为是记录大禹治水的内容，而近年一些学者则认为“岣嵝碑”与大禹并没有什么关系。中国现代最重要的古文字研究专家郭沫若曾经对此进行过仔细分析，但只认出了其中的少数几个字。 　　对于这样的神秘文字，赵平安指出，相关的传说多是人们附会的结果。比如著名的“大禹碑”，其实宋代就有人摹刻，后来有人附会是大禹作的，解读时也便出现附会大禹的各种说法。而这种附会的结果则将这种文字越说越神秘。“我们现在还不好说这些文字就是后人伪造的，但因为相关资料的缺乏，我认为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存而不解，等到有更多资料出来了再解释。” 　　3 巴蜀符号 　　与其他并未广泛流通，缺乏系统性，仅仅作为密写工具的神秘文字不同，巴蜀符号曾经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在一定范围内被普遍使用。 　　巴蜀符号，又称巴蜀图语或巴蜀图形文字。上世纪，四川省出土的战国至西汉初的文物上，发现有150个不同图符。古文字学家研究后认为，这些巴蜀符号主要是古巴蜀土著民族铸印或刻在器物或印章上的一种定型化的象形文字。研究者钱玉趾指出，这些图符可能是2400多年前的一种拼音文字。“目前国家正立项有关巴蜀符号的社科基金。”赵平安指出，对这种神秘文字的解读成了古文字学家的一大心愿，希望能像甲骨文的释读一样，尽快找到突破口。 　　新知专题采写本报记者 李健亚 　　本专题图片均为资料图 　　本专题感谢： 　　李学勤(清华大学教授) 　　赵平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日期：[ 2007-08-12 ] 阅读：4746

  河南省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田凯致辞。     开封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载飞致辞。     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于平致辞。     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贾强致辞。     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程书林致辞。     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李恩佳致辞。      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郑小玲主持开幕式。     11月6日，京豫陕晋冀五省市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河南开封召开。河南省文物局局长田凯，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安来顺，开封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载飞，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于平，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贾强，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程书林，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李恩佳等出席开幕式，各省市局领导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省文物局副局长郑小玲主持开幕式。   来自五省市60余家文博单位的代表，紧紧围绕“以人为本——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的主题展开探讨，进一步加强省际博物馆界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五省市文博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田凯在致辞中说，北京、河南、河北、陕西、山西五省市地域相连、文化相近，是华夏文明发端、兴盛、传承的重要核心区域，历史的纽带和现今持续良好的合作态势，把五地文物博物馆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2008年起，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从汉中、平遥、郑州、秦皇岛到延安、大同、安阳、邯郸、西安，今天，又来到了开封。在研讨会举办10周年之际，我们很高兴迎来了新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文物局的加入，今后我们五省市文博同仁汇聚一堂, 探讨经验、整合资源，交流互鉴，共商文博事业的发展大计，在博物馆工作等方方面面开展一系列的合作，必将对我们文博事业的繁荣发展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开幕式结束后，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安来顺作了题为《文化遗产的再认知与博物馆资源的再活化》的报告。     下午，研讨会安排来自不同省市的五位博物馆同仁发言，分别就小型博物馆跨界办展、考古学研究基础展示、志愿者调查分析、“超级连接”博物馆的策略、陈展中文物活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请河南博物院副院长张得水进行专业点评。     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康国义主持。     河南博物院副院长张得水进行专业点评。     开封市博物馆馆长曾广庆进行发言。       来自中国知网的代表郝振国介绍了知网在博物馆展教服务方面的研究探索。最后，开封市博物馆馆长曾广庆进行发言，介绍了开封市博物馆的具体情况。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康国义主持。      《玉礼中国——京豫陕晋冀玉器精品展》在开封市博物馆开展。     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出席展览开幕式并致辞。       11月7日上午，为配合本次研讨会，由北京市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山西省文物局、河北省文物局主办，河南博物院、开封博物馆承办的《玉礼中国——京豫陕晋冀玉器精品展》在开封市博物馆开展，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出席展览开幕式并致辞。   最早的玉，人们以之为美饰，以之为护符；继而，玉集山川灵蕴而为沟通人神的巫觋法器；三代以来，玉是君王公侯献祭山川、祖先的灵物，玉之藏礼于器，是天子贵族朝聘、赏赐的家国重器。马萧林说，这次所展出的玉器是从五省市博物馆以及文物考古所精挑出的，有些还是近几年新发现的重要的玉器，很多都是首次面世。这些精美的玉器来到开封博物馆展出“玉文化”，相信一定会给观众们带来心灵的震撼。   本次展览共分为三部分：山川灵蕴、敬天法祖、君子爱玉。展出文物以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玉器精品为主，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原玉文化包括玉祭仪、玉礼制、玉葬制以及治玉工艺等方面的嬗变轨迹，并借此揭示玉器所蕴含的艺术、情感和精神。   据悉本次展览，展出来自首都博物馆、河南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山西博物院、河北博物院等几十家博物馆及文物研究所的三百余件精美玉器。展期三个月。

日期：[ 2018-11-07 ] 阅读：7223

    4月18日，由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品牌联盟、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联络合作部、CCTV发现之旅“新丝路”栏目共同主办，丝绸之路国际媒资中心、上海维赛特网络系统有限公司、贵州长生林业集团承办的新丝路文化传播与经济发展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作主旨演讲时，围绕“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的主题发表了看法。习近平表示，“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 值“一带一路”建设开局之年，此次新闻发布会以“崛起新丝路”为主题，围绕“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文化传播与经济发展，发布文化、旅游、信息科技、环保等多个领域的具体工程、项目，旨在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的建设信息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人文丝绸之路等要求，加大对“一带一路”宣传力度，发动社会力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弘扬丝路精神，促进文明互鉴。 国务院新闻办原副主任杨正泉，中宣部理论局原副局长、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贾文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刘建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评审委员会委员张振涛，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专家组成员贾云峰，国家民政部信息技术研究院理事、上海维赛特网络系统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余建国在会上讲话。 著名文化学者、陕西省文联副主席肖云儒获颁“新丝路文化传播大使”荣誉称号。“丝绸之路经济带·西行之旅生态工程”发起人周晓林、廊坊尚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苑瀚文在发布会上发言。 发布会上发布了“丝绸之路经济带非遗推广专项行动”、“新丝路文库”《一带一路言论集》、新丝路讲坛、“龙飞丝路”文化交流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西行之旅生态工程”等多项以共建”一带一路“为主题的项目、行动。 “丝绸之路经济带非遗推广专项行动”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点国家和国内省区市为节点，以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为第一站，沿着丝绸之路经济带，途径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跨越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土耳其、意大利等多国，开展一系列公益推广和非遗调查行动。 目前，“非遗推广专项行动”已在西安启动。除了长安古乐，陕西蓝田县华胥氏、黄陵县黄帝陵、白水县仓颉庙已经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专项行动”当中。 “新丝路文库”《一带一路言论集》是迄今首部系统梳理“一带一路”有关言论的读本，将收入国内各界人士关于“一带一路”的文章与论点、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官方积极回应，以及中央电视台发现之旅《新丝路》栏目访谈内容、“崛起新丝路·人物访谈”采访内容。其附录部分对“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提出至今发生的重要事件、活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记录。 新丝路讲坛是国内首个以“崛起新丝路”为主题的大型系列讲座、对话活动。”讲坛围绕“崛起新丝路”主题，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从历史、文化、旅游、社会、经济、科技、金融、贸易、健康、环保等多角度解读“一带一路”，为“一带一路”建言献策，弘扬丝路精神。 “龙飞丝路”文化交流活动是“华夏飞龙”表演的全新升级。“华夏飞龙”在黄帝陵表演十多年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被黄帝陵列入重点表演节目。“华夏飞龙”将打造空中舞台，把民间优秀传统文化从地面搬到空中去展现，比如敦煌壁画《飞天》等，结合丝路沿线地区不同的民族风俗，进行融合演出。 据“丝绸之路经济带·西行之旅”生态工程发起人周晓林介绍，“丝绸之路经济带·西行之旅”生态工程分为3条线路，目前实施的是第一线：以贵州梵净山为起点，经云南昆明、大理、香格里拉，进入西藏到达尼泊尔蓝毗尼。再由尼泊尔回到西藏，经四川稻城亚丁、泸沽湖，进入九寨沟到达重庆，至贵州遵义，回到梵净山。 “丝绸之路·西行之旅”工程集智慧旅游、文明旅游、绿色旅游、生态环保游和心灵旅游5个板块为一体。除已有景区外，还将在沿线打造多个5A级旅游景区和实施多个相关项目。其中，“丝路上的音乐”文化项目是建立哟嘎部落音乐基地。 据廊坊尚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苑瀚文介绍，“HWY绿色新能源”项目以新能源技术为支撑，响应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倡议和国家节能减排要求。该工程发起机构研发的新型甲醇汽化燃烧技术经历自2007年至2014年长达7年的研究，已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数项专利证书。该技术的特征为：纯气态燃烧，甲醇燃烧充分，热效率高，燃烧温度可控，无自身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烟尘等污染物排放，其它排放物低于国家标准，适用范围广泛。 据国家民政部信息技术研究院理事、上海维赛特网络系统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余建国介绍，丝路云·新丝路动态数据库是国内响应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首家专业数据库，旨在通过对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数据进行实时收集和分析，总结“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情况、政策、进展和有益经验，为各地方政府制定发展战略，推动企业、科研机构、个人等有效参与“一带一路”提供数据支撑和政策咨询。运营中心落户上海维赛特网络系统有限公司。  

日期：[ 2015-04-22 ] 阅读：4961

  “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与经济发展系列活动在西安举行         6月2日，“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与经济发展系列活动在西安举行。西安市副市长吴义勤、陕西省文化厅副厅长顾劲松、陕西省商务厅副厅长王国龙等出席了相关活动。     上午，由中国文化报社主办的“梦想丝路”国际行（陕西段）媒体采访活动正式启动。采访团由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新社、香港文汇报、中国文化报、中国文化传媒网等多家媒体的记者组成。据中国文化报社总编辑宋合意介绍，该活动以“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城市如何焕发文化新活力”为主题，以“文化建设助力陕西打造丝路新高地”为着力点和切入点，走进陕西多个城市，对陕西省相关领域助力文化建设、文化遗产与非遗保护、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文化旅游等方面的情况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深入探究陕西文化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的新活力和新气象，助力西安打造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     同日，国内首个以“崛起新丝路”为主题的大型讲座、对话活动“丝路讲坛”举行了首场讲座。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副主任杨正泉在开坛演讲时说，“一带一路”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开发。文化传播是“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诸多项目当中的一项。贯穿亚欧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发展的是深厚的文化底蕴。     “丝路文化传播大使”、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张国祚在“丝路讲坛”上做了主题为“一带一路”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演讲。张国祚指出，“一带一路”遵循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根本上要靠文化支撑，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建互学的丝路精神，也要依靠文化，因为只有文化的交流才能够促使心灵的沟通、思想的碰撞、情感的衔接。     “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与经济发展系列活动在西安举行         当天下午举行的“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与经济发展圆桌对话上，国务院新闻办原副主任杨正泉，中央文史馆员、著名文化学者田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遗产专员杜晓帆，陕西省秦商联合会会长刘阿津，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所所长王长寿，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吕建福，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宝通，陕西省文学基金会主席雷涛，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王茹芹等数十位专家、学者围绕“一带一路”与文化传播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主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与对话。     当天，由13家联盟单位共同参与的丝路国际产业联盟、五洲丝路国际书画院宣告成立，华山论剑西凤酒品牌运营公司和西安世纪盛康药业有限公司分别被授予“丝路国礼”和“中药国粹”荣誉称号。     “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与经济发展系列活动由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与经济发展课题组、中国商业史学会、中国文化交流网、凤凰陕西等共同主办，由丝路国际、丝绸之路国际媒资中心、蔚蓝传媒承办。 

日期：[ 2015-06-02 ] 阅读：4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