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客户端作者：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柴如瑾4月19日至22日，2025中国（安阳）国际汉字大会在河南安阳召开。其中，“汉字文明的阐释与互鉴”主题论坛由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古文字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郑州大学）承办。来自中国、韩国、加拿大等国的40余位专家学者线上或线下参会，共同围绕汉字文明的载体阐释、学科体系构建及全球化传播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河南作为汉字的重要发源地，拥有丰富的古文字资源和悠久的汉字研究传统。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为世界打开了认识中华文明起源的窗口，河南省甲骨文研究院执行院长、安阳师范学院教授郭旭东认为，“殷墟出土的16万片甲骨，记录了商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内容，是研究汉字起源与演变的‘活化石’。”河南的汉字资源远不止甲骨文，还有铜器铭文、玺印封泥、玉石砖瓦、简牍碑刻等，这片中原大地承载了汉字从萌芽到成熟的全过程。近年来，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依托河南丰富的文物资源，联合文博单位对散存于各地的古文字材料进行系统性整理、专题研究与数字化保护，郑州大学教授齐航福表示，“从甲骨文到金文、简牍、碑刻，河南的文物遗存为汉字文明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证支撑。河南的汉字资源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库’，我们正努力将其转化为学术研究的‘动力源’。”本次论坛聚焦“汉字文明学科”的体系化建设。国家语委中华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运富教授系统阐释了“汉字文明学”的学科构想，提出汉字文明学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应立足汉字在中华文明传承、传播和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来构建，要深入发掘汉字历史中的文明因素和文明历史中的汉字影响，形成对象明确、边界清晰，有理论、有方法、有体系的学科新范畴。与会专家还从具体案例出发，探讨了古文字考释、技术赋能研究创新、古文字规范应用等前沿议题。例如，中国海洋大学副教授张新俊对周叔雅买地券“堧町”的考释，郑州大学副教授刘风华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甲骨文研究的新路径，郑州大学教授章秀霞通过汉字构形分析中华文明与自然规律的内在联系，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讲师武亚帅呼吁建立专家咨询制度，在文化宣传中规范使用古文字。汉字不仅是中国的遗产，更是东亚文明共同的精神纽带。韩国延世大学教授金铉哲分享了汉字在韩国的历史影响与现代转型，强调汉字文化圈要进一步深化语言文化交流。中国海洋大学副教授陈永生对比了汉字与古埃及文字的造字逻辑。郑州大学教授何华珍提出东亚汉字一体化研究的可行性，认为东亚汉字研究应突破国别界限，建立一体化数据库，对比中日韩越汉字的形音义差异，探索区域文化互动的历史轨迹。与会学者认为，深化跨国合作、挖掘汉字文明的共通性与多样性，是推动汉字文明全球化传播的关键。专家学者认为，汉字文明的阐释与互鉴，既是学术使命，也是时代责任。面对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双重浪潮，汉字需要从历史深处走向现代生活，让这一“活着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更璀璨的光芒。

日期：[ 2025-04-24 ] 阅读：70

初夏的清华园，林木葱郁，生机盎然。记者一行走进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在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采访了黄德宽教授。黄德宽现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中国文字学会会长，国家“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首席专家，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作为古文字学的领军人物，黄先生身兼多职，承担多个重大项目。随着出土文献的“井喷式”面世，古文字学的多学科交叉融合快速发展，甲骨文研究进入全面深入发展与弘扬的新阶段，黄教授的忙碌非常人能够想象。在短短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他旁征博引，句句干货，从甲骨情缘到汉字之美，从清华文脉到河南渊源，从人生选择到治学精神……向记者讲述了他和汉字的故事，解读了古文字中所蕴藏的中华文明古老密码，从中亦折射出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求学时结缘甲骨经历了十年特殊时期，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黄德宽怀揣作家梦，考上了安徽大学中文系。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看到书就如饥似渴地读，图书馆抢不到座位就在路灯下面读，这一幕幕成为青年黄德宽大学时代的记忆。大二时，他偶然接触到郭沫若的《卜辞通纂》一书，从此便与文字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第一次看到甲骨文，感觉很有意思，当然也充满了挑战和未知，所以一下子就激起了我探究的兴趣。”黄德宽说，郭沫若有关古文字的研究著述，他在大学期间就已经通读一遍，还很认真地做了笔记。大学三年级，他写出人生第一篇关于甲骨文的文章《朋凤无缘考》，这段考证的经历，恰恰也在探讨他后来古文字研究中一直在回答的两个问题——一是古文字是怎么构造的，二是早期文字字形是怎么发展的。本科毕业后，黄德宽考取了南京大学研究生。“我在研究生期间一篇文章都没有发表，如果放现在我可能都毕不了业。”黄德宽开玩笑地说。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老师秉承黄侃先生“五十不著书”的遗风，教导他们不要轻易发表文章。“发表成文字的东西，就是给学术界留下了一个记录，必须严肃对待。如若不成熟，对学术是没有意义的。”黄德宽说，他后来发表的文章，有一些就是根据研究生时期留下来的初稿、手稿、读书札记等整理而成的。有一定积累的时候再回过头去整理，这时候拿出的文章，不敢说每篇都很可靠，但总体来说可尽量避免谬误。每个人都得对自己的学术人生负责。黄德宽接受记者采访择其一事，忠其一生。1982年，吉林大学教授、古文字学大家于省吾先生，受教育部委托办了一期古文字研修班，全国招十几个人，大都是文博考古研究单位的人员。在南京大学才读一年研究生的黄德宽，有幸被推荐参加了这次研修班。“如果没有这次学习，可能后来就不会考吉大的博士。”黄德宽说，当时的吉大可以说代表了古文字学研究最前沿的水平。他在吉大读博士，跟随导师姚孝遂先生和多位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专家继续深造，才真正进入到古文字的世界。从此远离喧嚣做学问，板凳甘坐十年冷，一做就是几十年。即使是在枯燥艰深、“长期积累偶得之”的冷门领域，他也相继收获了《汉语文字学史》等一批学术成果，并最终走上了安徽大学校长的岗位。因使命投身清华2017年底，由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先生推荐，黄德宽从安徽大学来到清华大学。李先生长期致力于汉代以前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是国宝级的百科全书式学者。年事渐高又身患疾病的他，早早地便为清华简的事业找好了“接班人”。黄德宽先生与教师研讨清华简（2021年1月）从安大到清华，有人不理解，黄德宽对此却很坦然，他说，“李先生希望我能来清华，我始终下不了决心。直到2017年5月，李先生约我到他家，我才得知他的病情。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刚刚做了不到一半的清华简的研究工作。对于中心实体化、学术拓展、文化弘扬等方面，李先生也简单谈了一些设想。这次谈话后，我终于下定了决心”。“李先生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想的还是清华简，他口述，助手将他的学术思想记录下来。包括我的博士导师姚先生，几近失明的状态下仍然坚持每天工作。他们身上那种学者的使命感、严谨的治学精神，对我影响非常大。做学问不能仅仅局限于眼前，而应该有更大的格局、眼界更开阔，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确定自己的使命和责任。”黄德宽说。到清华大学后，黄德宽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按照李先生创下的“清华速度”，每年编制出版一部清华简的整理研究报告。以一年一辑的速度出版整理成果，这在国内外同类规模相关工作中都没有先例。当时有校领导说，实在不行，就两年出一部。黄德宽暂时放下自己所研究的课题，带领中心研究人员连续奋战、合力攻坚，硬是把一块块硬骨头给啃了下来。如今，清华简的整理工作已经进入尾声，总共将出版16辑研究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1—13辑书影《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十三）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  黄德宽主编而就在黄德宽到清华的第二年，中心就由“非实体跨学科研究机构”进入实体化建设阶段，明确了建设世界一流文科研究中心的目标。2019年底，中心从图书馆老馆三层搬到了新建成的人文楼，硬件条件、学术环境可以说国际一流。更让黄德宽感到欣慰的是，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培养，年轻一辈已逐渐成为清华简整理研究工作的骨干。“除了科研，我们重点抓了学科建设。”黄德宽明确表示。早在2020年，教育部就发布有关文件，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也称强基计划）。在此之前，有关部门还特意征询了黄德宽的意见。“古文字学从一个三级学科纳入强基计划，”黄德宽认为，“这多少有些意外，但这正体现了国家对冷门‘绝学’学科的扶持、对赓续中华文脉的重视。要了解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追溯中华文明的源头，就必须确保新形势下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有人做、有传承。”作为全国首批实施古文字学本科强基计划的高校，清华大学还建立了全国唯一培养古文字学硕士、博士的交叉学科，为冷门“绝学”培养拔尖创新后备人才。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则承担了强基计划古文字学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和培养方案制定等工作，担负全部专业课程教学任务。同时，立足于学科专业特色和学术优势，主动服务国家文化建设重大需求。在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中，牵头组织全国17家单位40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实施，目前已取得明显成效。“当下冷门‘绝学’学科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古文字研究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也应该说是大有可为。”黄德宽说，“我们与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合作，推进开展计算甲骨学的研究，还要成立专门实验室，综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推动古文字研究实现新突破。此外，我们还同博物馆、高校等结合，在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推进古文字活化利用，更好彰显其文化魅力和时代价值。”继绝学薪火相传“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已知最古老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甲骨文的发现，不仅使我们在3000多年后得以窥见中国早期文明，而且对于推考汉字的源流、发展和演变也具有重要意义。没有甲骨文的系统发展，我们就无从探讨汉字的历史和源流。”黄德宽说，清华大学有着悠久的甲骨学传统，从王国维到陈梦家再到李学勤，一代代清华学人在甲骨文的传承和弘扬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提出“二重证据法”的甲骨四堂之一王国维，撰写甲骨文通论《殷墟卜辞综述》的陈梦家，提出殷墟甲骨分期“两系说”的李学勤，十年完成《甲骨文摹本大系》的黄天树，他们的工作都对该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古文字谱系疏证》 黄德宽主编《古汉字发展论》 黄德宽等著近年来，甲骨文研究进入了全面深入发展与弘扬的新阶段。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大数据、云平台支持下的甲骨文字考释研究”正式实施，教育部、国家语委牵头组织的“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专项工作也已启动。清华大学是甲骨收藏与研究重镇，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作为研究落实部门，在李学勤、黄德宽等人推动下，在国家重要项目中承担重要任务并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黄德宽教授在人文清华讲坛讲述“了不起的汉字”在新技术的赋能、各方的协同努力下，“沉睡千年”的古文字焕发新活力，越来越多地走近大众、走向世界。在黄德宽看来，通过现代化的传播渠道，让人们更多了解古文字，是我们便捷认识自身文明的重要方式。而他自己也身体力行，通过讲堂、论坛等平台，以学术交流及直播、视频等各种传播方式传播汉字文化。黄德宽曾在人文清华讲坛发表名为《了不起的汉字》的主题演讲，也曾做客央视《开讲啦》节目，讲述以甲骨文为代表的古文字与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之间的故事。近一个月，他已经连续四次到楚国武王墩墓发掘现场，在直播节目中解读出土文物上的文字，破译中华文明的神秘密码。“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中国文字充分体现出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五个突出特性’，不仅保证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也有利于中华文明的广泛传播。要知道，世界上其它古老的文字早都消亡了，只有汉字从产生之日起，从远古到今天，度过重重困境，不断变革发展。所以说，甲骨文了不起，汉字了不起！”对于文字所体现出的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黄德宽体会深刻，还曾专门撰文阐述。甲骨文流行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代中晚期，是用于占卜祈祷的文字，那如何从书法审美的角度考量甲骨文？黄德宽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总是按照美的规律造型的。甲骨文作为刻写符号，本身蕴含书法美的要素是毫无疑问的。尤其是规范刻写的甲骨文，追求对称、均衡、形象、生动，遵循着美的规则，体现着审美要素。由于甲骨文是在龟甲上刻写，受到工具等方面影响，限制了对美的表达。如果我们把甲骨文作为早期书法，也是可以的，因为书法本身就是从汉字实体中发展出来的一个艺术审美对象。今天的书法家摹写甲骨文，以甲骨文为书法，再加上个人创造，使甲骨文书法在更广范围得以传承和弘扬。发掘甲骨文里蕴含的书法美学的要素，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河南是汉字故乡，我到河南参加过很多相关的活动，每一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我都会参加。”祖籍河南的黄德宽，坦言自己对河南有着特殊的情结。作为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对博物馆的发展也十分关心。“汉字是中华文明的标志，是连接中华民族的历史、现在和未来的桥梁。我们通过古文字探源文明，不仅是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也要为坚定文化自信而奋发有为，为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黄德宽说。

日期：[ 2025-03-24 ] 阅读：266

日期：[ 2025-03-19 ] 阅读：184

2024年11月6日至8日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本次大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教育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希腊文化部、希腊雅典科学院共同主办，主题为“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第三分论坛“古典语文与古典学传统”由西南大学、中希文明互鉴中心承办，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协办，参会中外专家60余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教授做主旨报告《关于中国古典学构建的几点认识》。一、“古典学”与“中国古典学”我国学者关于“古典学”的讨论，实际上涉及两个不同的学术领域：一是世界古代史和西方古典学研究领域，这个领域的学者关注的主要是我国开展西方古典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问题，可称之为中国的“西方古典学”；二是中国古代典籍、古文字和出土文献以及中国历史文化研究领域，这个领域的学者则主要是根据自身学科发展需要，提出开展我国古典学研究和学科建设问题，可称之为“中国古典学”。近年来，“中国古典学”的构建越来越受到重视，成为我国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中国古典学”的提出以及“古典学”这个概念的运用，显然受到“西方古典学”的影响。尽管如此，中、西古典学却各有自身的历史渊源，二者研究的对象和关注的问题则有明显的不同。我们所讨论的只是“中国古典学”的构建问题。中国古典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对建设我国人文学科体系是很有意义的。但是，由于参与讨论的学者立足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学术取向，在中国古典学学科内涵、建设目标以及如何建设等基本问题上，还存在着较大的认识分歧，有必要将相关研究和讨论持续下去并引向深入，尽可能地在学术界形成共识，以推进中国古典学的建设和发展。二、古典研究传统与中国古典学的构建中国古典学与西方古典学有着不同的学术传统，其研究的对象、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已有的知识体系和研究目的、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中、西方古典学具有各自不尽相同的学科内涵。通过梳理中国古典研究的历史，与西方古典学进行比较分析，进一步明确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内涵、建设重点和发展方向，是构建中国古典学的基础性工作。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古典学的认识已形成一定的共识，比如：就研究对象而言，将中国古典学之“古典”限定在先秦或先秦秦汉典籍（经典），认为中国古典学以整理研究先秦典籍为主要对象，这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看法；就研究内容而言，强调古典学应以典籍文本的整理为基础，进而开展文本深度阐释和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是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观点。我们认为，中国古典学应以先秦时期元典性文献和上古文明为主要研究对象和基本任务，这与西方古典学以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献和古典文明研究为根本任务颇为相似。我们所谓的“先秦时期元典性文献”，指的是先秦时期原创的作为中华文明源头的基础文献，不仅指历代公认的儒家经典、诸子百家，还包括先秦时期所有与中华文明有关的文字记录。同时，两汉以降，先秦元典性文献的传承传播以及历代整理研究和阐释成果，体现了先秦元典性文献对中华历史文明传承、演进的深远影响，也应作为中国古典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先秦是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古典学以产生于这一时期的元典性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就抓住了根本。我们所说的“上古文明”，主要指处于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关键时期的先秦文明。中国古典学的主要任务是探索从中华文明曙光初现的传说时代到有文字记录的夏、商、周（西周、东周）时代的文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是一个含义广泛的学术研究领域，作为中国古典学基本任务的“上古文明”研究，指着重于以先秦元典性文献为基础、结合考古发现所开展的先秦文明研究，与一般意义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既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构建以先秦时期元典性文献和上古文明为主要研究对象和基本任务的中国古典学，既要充分发扬我国古典研究的传统，也要重视借鉴西方古典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中、西古典学的比较互鉴，进而探索中国古典学构建的基本路径和主要方向。牛津大学罗伯特·恰德（Robert L. Chard）认为：“中国和西方在古代阶段有很多相同之处，可以互通有无的领域远比我们现在所探讨的范围要大。中国建立‘中国古典学’这一新学科的学术价值将会远远超过现有学科，它可以扩展学术研究的方法和思路，并且促使学者将中国古代文化和遗产方面的研究与当代教育相结合。而中国和西方的‘古典学’专业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很多观点值得互相借鉴。”罗伯特·恰德（Robert L. Chard）的看法颇为中肯。从现代学科建设的角度看，西方古典学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古典教育和学科建设等方面，对中国古典学的构建无疑具有启迪意义。我们应该在坚持发扬古典研究学术传统的同时，中、西互鉴，熔铸新知，积极推进古典研究向具有现代学科属性的中国古典学的转型发展。三、中国古典学构建的三个维度中国古典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基本任务，决定构建中国古典学的基本方法和可能路径的选择。在我们看来，可从“文字”“文本”“文化”三个维度，系统开展先秦典籍与上古文明的整体性研究，进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典学。（一）关于“文字”维度。“文字”是文献形成的基础。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字”，指的是先秦古文字及其记录的上古汉语。文字是中华文明最为重要的载体，先秦时期典籍的形成、传承都依赖于文字的发明和运用。中国古典学研究必须从语言文字入手，只有藉助语言文字才能走进先秦典籍，进而探索上古文明。因此，从事中国古典学研究必须具备古文字、上古汉语的基本素养，这就如同西方古典学者必须通晓古希腊文、拉丁文一样。中国古典学研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记载上古文明的汉语言文字延续至今，而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上古语言文字的古今演变，往往使后世对先秦典籍释读变得困难。因此，中国古典学研究既要充分发挥语言文字古今延续性的优势，也要留意古今语言文字演进对典籍训释的影响，在充分挖掘和利用传统古典文献研究积累的训释成果的同时，充分重视运用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的成果，以新材料和新成果检视传世文献和传统典籍的训释，在“文字”这个维度上为构建中国古典学奠定坚实的基础。（二）关于“文本”维度。“文本”是古代典籍文献的存在形式，由文本稽考以揭示其负载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古典学的不二法门。西方古典学对古希腊—罗马手稿、抄本、铭刻文献的搜集、校勘、整理以及来源、流传的研究，中国关于古代典籍文献制作、传承、整理、校勘、辨伪、辑佚和阐释等研究，都可归之于“文本”研究的范围。“文本”研究是古典学研究的基本任务，也是构建中国古典学不可或缺的维度之一。我国古代典籍文本研究源远流长，裘锡圭（2013）认为：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及其弟子的经学文献整理和传授、汉代对先秦以来典籍的全面整理都属于传统古典学的范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派对古史、古书的质疑和辨伪，以及七十年代以来战国秦汉出土文献考古新发现所引发的关于古书真伪、年代、体例、源流、校勘、解读等研究，是现代古典学的两次“重建”。倡导古典学的重建，一方面，是基于对先秦典籍文本整理研究应归属于古典学的认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战国、秦汉文献抄本新发现带来的巨大影响。因此，正如裘锡圭（2013）所言：“发展古典学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我们不能照搬在很多方面都早已过时的传统古典学，也不能接受那种疑古过了头的古典学，必须进行古典学的重建。而古典学的重建是离不开出土文献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继长沙马王堆帛书、临沂银雀山汉简等重要发现之后，战国秦汉简本文献多批次问世，不仅有传世的《诗》《书》《礼》《易》《老子》等先秦元典文献，而且还有多种未能传世的先秦典籍佚文。这些战国秦汉出土文献是考辨先秦古典文献原貌及其传承、流变的一手资料，为构建中国古典学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文献支持。古代典籍研究优良传统的继承发扬、出土文献文本研究价值的充分发掘，为当代中国古典学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三）关于“文化”维度。“文化”之所以作为古典学研究的维度之一，一方面，由于任何古典文献的产生和流传都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文化”对古典文献的释读具有决定性影响，“文字”的辨识、“文本”的释读都要尽可能地契合其产生和传播的历史文化场景；另一方面，古典学研究古典的目的，是为了复现那个时代的历史与文化。在西方古典学者维拉莫威兹（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看来，古典学的本质是“希腊-罗马文明研究”，“该学科的任务就是利用科学的方法来复活那已逝的世界”。他认为“由于我们要努力探询的生活是浑然一体的，所以我们的科学方法也是浑然一体的。”尽管古典研究要完全做到与历史场景的契合并“复活那已逝的世界”，几乎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终极目标，但维拉莫威兹对古典学本质和学科任务的阐述，启发我们在古典研究中应该将“文化”确立为一个重要的维度。中国古典学要从“文化”这个维度出发，考索先秦典籍产生和流传的历史文化背景，并最终落实到对上古文明的形成、演进历程及其发展规律的揭示和阐释。为此，在“文化”这个维度上，中国古典学研究必然要充分利用现代考古新发现以及历史学、语言学、文献学等多学科知识、方法和成果，并以整体意识来阐释古代典籍的文化内涵，努力揭示我国上古文明的形成历史和发展情状。从“文字”“文本”“文化”三个维度研究先秦典籍，是我国历代典籍研究的悠久传统，前人所谓“说字解经义”、“由小学而经学”之类的表述，实际上已蕴含了类似的思想。需要强调的是，古代典籍研究并非从“文字”到“文本”再到“文化”的简单递进过程，“文字”是“文本”产生的基础，“文本”是“文字”的存在形态，典籍的整理研究总是将“文字”“文本”统观，而并非将二者截然分开；“文化”要素则始终贯穿于古典研究的全过程，为“文字”“文本”的分析研究确定可信的历史背景以及阐释依据，并将古典研究导向最终目标的实现。因此，古典学的“文字”“文本”研究，与文字学、语言学、古典文献学等学科密切相关，但也有着自身不同任务和学科属性；“文化”虽然关涉古代史、考古学、艺术史、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但古典研究只是对相关学科知识、方法和成果综合运用的整体性研究，而不是将相关学科都纳入古典学的范围。我们认为，从“文字”“文本”“文化”三个维度来阐释古典学的要义，有助于将古典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区别开来。“文字”“文本”“文化”三个维度相结合，可为构建当代中国古典学提供一种基本方法和可能路径。在构建中国古典学这一新兴学科的过程中，一是要重视发掘传统“小学”积累的丰厚成果，与古文字学、上古汉语研究结合起来，在“文字”这个维度上实现古今语言文字研究的贯通；二是要重视发扬古代文献研究传统并利用历代形成的成果，与新发现的出土文献研究结合起来，在“文本”这个维度上实现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研究的融通；三是要重视将先秦文献的整理研究与上古文明的探索结合起来，在“文化”这个维度上，揭示先秦典籍与上古历史文化的深层关系，探寻上古文明的历史面貌、演进轨迹和发展规律，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和人类文明进步开拓思想源泉。

日期：[ 2024-11-12 ] 阅读：417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博物馆和文化遗产的重要论述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贺信和莅安视察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有力推进学术成果普及转化，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安阳殷墟两周年之际，“第九届文字发展论坛”将于2024年11月9日在中国文字博物馆召开。第九届文字发展论坛首届中国文字发展论坛第六届中国文字发展论坛往届专家为获奖作者颁奖第八届中国文字发展论坛学术成果“文字发展论坛”于2009年中国文字博物馆开馆之际举办了第一届论坛，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八届，论坛采取了论文征集、主旨发言、自由研讨、线上直播等多种形式，共计有近400位海内外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等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参会，营造了良好的学术交流氛围，为与会人员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盛宴，并为文字文化爱好者提供了学习机会和条件，有力促进了文字研究与成果转化，传承和弘扬汉字文化，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专家风采“第九届文字发展论坛”由中国文字博物馆、中国文字学会、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协办。本届论坛以“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数字技术在文字研究中的应用”为主题，促进考古学、文献学、人工智能、文字学等多学科互动融合，旨在助力甲骨文保护、研究与活化利用，传承和弘扬汉字文化，守护中华文明根脉。充分发挥博物馆学术研究功能，集思广益，为文字文化研究交流搭建一流平台，届时将云集甲骨学、文字学、考古学、文献学、文博研究、人工智能等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学者40余人，围绕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古文字与人工智能等多个专题进行深入研讨。论坛将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拓宽文字文化传播的眼界、思路和路径，‌促进思想交流与知识共享，为文字文化爱好者和青年学者提供一个文字、文化研究交流和发展的平台。“文字发展论坛”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视察安阳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中国文字博物馆始终致力于荟萃、展现中国文字，将“文字发展论坛”打造为国内具有权威性、学术性、高端性的重要学术交流平台，在文字文化的纵向发展以及研究成果推广普及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将为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日期：[ 2024-11-01 ] 阅读：1441

《书契万象：中国文字博物馆馆藏精品图录》主编：黄德宽、刘纪献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时间：2024年3月定价：216.00元ISBN：9787573812247内容简介中国文字博物馆于2009年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开馆前后，该馆的文物征集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馆藏文物日渐丰富。该书精选中国文字博物馆部分馆藏文物，将其按照甲骨、青铜、陶器、砖瓦、石器、玉器、竹木、拓片等进行分类整理，以图录的形式进行展示。书中收录的文物，每件都有其独特的代表性；同时，文物上的文字也反映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创造力、生命力，以及中华文明与文字文化一脉相承的发展历史。作者简介黄德宽，安徽广德人。现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并担任教育部、国家语委“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首席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语言文学学部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语言学科召集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咨询委员，中国文字学会会长，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刘纪献，河南内黄人。曾任中国文字博物馆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目录甲骨/001青铜器/013钱币/057玺印符牌/069陶瓷/075砖瓦/093石器/099玉器/123竹木/129纸质/143绢帛/163前言中国文字博物馆于2009年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开馆前后，中国文字博物馆始终致力于文字文物的征集与收藏，得到了国家、省、市文物行政部门及全国文博单位的大力支持，文物征集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历经十余年的不懈努力，中国文字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日渐丰富，所藏文物涵盖多种文字载体，包括甲骨、青铜、陶瓷、砖瓦、石器、玉器、竹木、纸质等不同类别。本次甄选出的文物，每件都有其独特的代表性，文物上的文字反映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创造力、生命力，以及中华文明与文字文化一脉相承的发展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字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标志。殷墟甲骨文距离现在3000多年，3000多年来，汉字结构没有变，这种传承是真正的中华基因。”为了大力弘扬汉字文化，中国文字博物馆精选馆藏部分文物辑为图录，既是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也是对我馆文物征集与管理工作的一次总结和回顾，更是对关心和支持我馆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的一次酬谢。书影

日期：[ 2024-06-18 ] 阅读：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