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清华简。均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供图     《楚居》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毕生之力追索历史的真相，在历史的“碎片”中还原历史，用每一个对古老文明的最新发现告诉世界：中华民族，如此骄傲地一路走来。       第四辑整理报告即将面世，第五辑释读工作已经开始，接连为中华文明增添可靠注脚的清华简研究保护团队，继续为历史学、古文字学等领域的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       穿越历史的隧道，我们，究竟怎样延续中华古老的文明？       当地时间2013年8月27日，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古色古香的展板前，不同肤色的手指划过写满历史的竹简，和古老文明对话。透过一个个遒劲有力的楚文字，世界就这样，从公元2013年走进2300多年前的东方。       这是清华简，2500枚幸免于秦火的历史“碎片”。       当古埃及人用纸草记事、古巴比伦人以泥版为书时，我们的先民劈竹成篾，削薄打磨、火烤编连，将最鲜活的史实书于竹简，传遗后世。他们不会想到，在2300多年后的某一天，这突然翻开的古老典籍，成为破译文明图谱至关重要的密码。       历史的一声令下，开启了一群人不辍不怠的五年。1800多个日日夜夜，与“简”为伴，他们奋力找寻中华文明隐藏其中的每一点痕迹，也把自己写进了这段浩瀚的历史。       他们，是清华大学“清华简”研究保护团队。   为古史补白：“司马迁都没看过的典籍，读起来实在太激动！”       一切，要从那个神秘的开始说起。       2008年7月15日，溽暑难当。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国忠正准备放暑假，一个电话中止了他的行程：“留校待命，等候重要通知。”       搭飞机、坐专车，下午两点，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终于来了。一个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箱子被小心翼翼地抬进事前准备好的保护室，箱子打开，所有人的目光瞬间定格。       几个圆柱状的塑料筒里盛放着用保鲜膜包裹的竹简，里面湿漉漉的，剩下零散的用新竹片衬着——2500枚来自遥远战国时代的竹简静静地躺在那里。       “震撼！”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早已在香港见过这批竹简，却依然用这两个字直白地描述心情，甚至在几个月后，“心中的强烈震撼感还没有过去。这是司马迁都没有看过的典籍，读起来实在太激动！”       震动和惊喜绝不囿于清华园。2008年10月14日，11位国内文字、考古、历史学等方面的顶级专家齐聚清华，在细致观摩这批竹简后，惊叹“从重要意义上讲，其价值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堪与汉景帝末年的孔壁、西晋武帝咸宁五年的汲冢相媲美：“这批竹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必将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将会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专家们鉴定后，这批珍贵竹简发现的讯息被公之于众，人们依照惯例，称之为“清华简”。       接下来的5年，李学勤和他的团队以扎实的论证，让2300多年前中华文明的高度、广度和深度得以呈现，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具历史存在感的视角，不再囿于传世典籍的记载，一步就迈到了历史身边。       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是先秦史研究的顶尖学者——被视为“见过全中国最多简牍”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李均明、赵桂芳夫妇来了，天天“长”在保护室里；著名古文字学家赵平安来了，退掉北师大的大房子，搬进了清华园局促的周转房，仅仅因为李学勤的一个电话。       还有国内著名楚文字研究专家李守奎和甲骨文研究专家沈建华。“怎样才能用最快速度参与到清华简研究工作中？”李守奎先做访问学者，再做清华教授，终于圆了“每天都能见到清华简”的心愿。沈建华则是离开了香港中文大学待遇优厚的教职，“过去我做梦，满脑子都是甲骨文。现在一闭上眼，满脑子都是清华简！”       这个以共同学术信仰凝聚的团队，组成了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从2010年起，以“一年一辑整理报告”的速度，回馈历史的“馈赠”：       多篇《尚书》重见天日，“算清”了那笔1000多年来聚讼不休的“糊涂账”：力证东晋文人梅赜所献的孔传本古文《尚书》系伪造，对于中国学术史、历史文献学等许多学科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已整理出的《系年》简，记载了西周初年至战国前期的历史，不少记载为传世文献所未有，或与传统看法不同。一个最让学者们津津乐道的例子，就是通过《系年》的记载，终于揭开了秦人发源于东方却最终崛起于西北的这一秘密。另外还有多部历史著作目前尚未整理，众多历史真相正在被一一揭示。       《楚居》第一次从出土简帛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楚国的国君世系，尤其是简中所记载的楚国10多次迁都情景，使我们悟到了楚国一次次的发展历程，也为考古中的楚都探寻提供了契机。秦后便已亡佚的武王、周公等人的乐诗和周文王对其子武王的遗言也跃然简上。透过这些诗作，周初君臣们宴会的欢快情景得以再现；周文王对武王惇惇告诫的中道思想，也使我们有机会追溯儒家中庸思想的源头。       《芮良夫毖》《周公之琴舞》是类似《诗经》的雅、颂一类的诗歌，而《赤鸠之集汤之屋》则完整记载了一个充满巫术色彩的小说故事，看到这些珍秘的文学作品后，许多学者由衷感慨，先秦的文学史需要改写。       即将发表的《算表》则是迄今所见中国最早的数学文献实物，而且还可以用于实际运算，为我们展示了先秦数学所达到的高度。尤其是学者们从这篇简文中释读出了先秦时期表达四分之一的专有名字“釮”，解决了先秦数学史上的一大疑难问题。       《筮法》则是清华简第四辑所收各篇中的又一个亮点，它详细记述占筮的原理和方法，为解决《易》学中长期争论不休的数字卦问题提供了崭新的契机。       ……    为理想痴迷：“遇到清华简，我们怎么就这么幸运呢？”       复原历史，为了什么？       这是中国历代学者求索的命题。在被称为“历史的民族”的国度，中国人历来重视自己的历史，我们有汗牛充栋的历史载籍，有悠久丰富的史学传承。我们把历史看作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不可或缺的核心、文化创造取之不竭的源泉。但，5000多年的历史，越往上追溯，越显得模糊，中华文化外来说的误解一度甚嚣尘上。       追索文明之源的使命，让这群早已功成名就的大家拼尽心力。       清华园西北角，那座经历了世纪沧桑的图书馆老馆，如今是清华简保护库房所在地。拾阶而上，进得三楼，3台空调昼夜不歇的房间内弥漫着刺鼻的化学气味，数十个盛满竹简的不锈钢托盘一字排开。       刘国忠的工作日记，记录下了一段惊心动魄的记忆。“7月15日，竹简运抵清华。由于学校已经开始放假，便计划在暑假只进行基本维护……”“7月16日，竹简看上去与刚到时没有什么区别，一切正常。”“7月17日，在浸泡有竹简的4号器皿内，工作人员感觉到粘在竹简表面的一些白色粉状物面积似乎有所扩大，而且似乎变得更白；7号器皿内也有一些类似情况，但较轻微；个别器皿中还有一些异味。”       为了抗击极易损毁竹简的活体霉菌，李均明、赵桂芳、刘国忠带领年轻的博士生马楠，与化学系的老师们一起，几乎放弃一切休假，开始了整整三个月的抢救性清洗保护。“竹简在墓葬中泡了2000多年，就像开水中煮熟的面条，轻轻一碰就断裂。一些污物又在竹简表面形成一层坚硬的外壳，很难去除。有时一人一天只能清理一枚简。”说起那段艰苦的日子，李均明反倒一脸幸福，“越累，越兴奋。这不正好说明简是真的，有谁能造假造出几千年前的污垢？”       还有更繁琐的。“把所有清华简的原大照片一条条剪下编号，然后比对、归类、编排、缀合，最后把这些照片分成若干篇，每篇的前后顺序也要基本排定。”李守奎至今难忘和同仁们一起“用2500块碎片做拼图”的日子，“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泡在库房外的大工作室里。”       可文物库房的开放时间有着严格限制。“每天早上八点开门，七点半刚过，大家就开始在楼下转悠。均明和桂芳老师住得最远、到得最早，60多岁的人了，为了错开早高峰，每天4点就起床出门。门一开，三步并作两步往楼上跑。要是谁拼上一片，准保大喊一声‘拼上啦！’，别提有多得意！”早已在学界成名的李守奎说起这些，手舞足蹈，“最可气的就是下午五点关门。谁都不愿意先走，使劲跟管理员赔笑脸，‘就剩一点了，就剩一点了，弄完就走’，直到把人都惹急了，才肯走。”       “我让他们去远一点的食堂吃饭，更可口。可他们就是不肯，舍不得耽误路上那点时间，老是在附近对付一口。”李学勤一脸心疼。       李均明带领学生贾连翔与美术学院的老师一起，承担了清华简全部的照相工作。最初，竹简上留下的水珠使拍出来的照片有无数反光点，根本无法看清竹简上的文字。怎么办？经过上千次实验，他们发明了“饱水拍摄法”：在每片竹简上，用最精巧的喷雾水壶先喷上一层薄薄的水雾，然后在水里再进行照相，这样照出来的照片极为清晰，简上的文字一目了然。这一发明已在简帛界得到广泛应用。       苦吗？累吗？枯燥吗？       “当然不！”沈建华答得斩钉截铁，“每天都有新的发现，每个发现又有可能改变已经定论的历史。遇到清华简，简直是上天的恩赐，我们怎么这么幸运？”       艰苦备尝却不知苦为何物，探索文明脉络的征程上，这些一生痴迷读简爱简的学者留下了最美的剪影。   为学术立范：用治学三境界释读历史的功用       古史，究竟应该怎样重建？       李学勤总爱讲起上世纪20年代兴起，并持续到抗战的一场“古史辨”大讨论。“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学者，接续康有为、崔适的学说，对传统的古史观作了全盘的检讨清理。在这一讨论期间，王国维先生1925年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既批评了‘信古之过’，也指责了‘疑古之过’。”也是在这场讨论中，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成为后来中国古史研究和考古学紧密结合的先声。       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两者互相印证。如今，从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到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竹简，再到近年从海外购回的上海博物馆藏竹简，利用出土文献成为探究中国古代文明图景的学术潮流。“王国维说他的时代是‘发现的时代’，我认为，我们的时代，是‘大发现的时代’。”李学勤总是感恩，自己是被历史厚待的学人。       “和其他学科相比，像清华简这样的出土文献研究有什么不一样？”记者问。       李守奎沉吟半晌，抛出两句话：“研究对象可遇不可求，研究方法既讲求科学证据，又得有人文理解。”片刻，又补上几句，“说白了，就是更寂寞，来不得一字虚空。进这一行，就要做好‘坐冷板凳’的准备。”       这和赵平安口中的“有些事注定不热闹”不谋而合，“这需要极强的沉潜功夫，做学问首先要‘坐得住，不计较’。”       而以更大的视野来看，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追索文明根系的功用究竟该如何体现？       “什么叫有用？什么叫没用？”说起20世纪80年代的一件往事，李学勤至今感慨万千，“有一次我在南开大学讲课，看到一个布告栏上贴着很多大字报，讨论的就是历史有用没用的问题。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历史无用论，一定是物质的‘用’，生产的‘用’吗？可是人的需求不仅仅是物质，更重要的还有精神。认识到这一点，就知道历史的重要性！历史，关乎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       确实是“不世出”。王国维曾说：“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之最大发现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而这一次，李学勤说：“就清华简的性质、年代、数量而言，堪称第三次。”       李学勤如此解释清华简的价值：“既有《尚书》这样的经类著作，也有《系年》一样的史书著作。同样重要的是，楚国不是当时文明的中心，可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还存有这样的古书经典，它涉及的知识又是这样高深，并且看起来它的存在还相当普遍，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充分说明我们的古代文明是多么发达。”       李学勤说：“一个考古文物上的重大发现，不在于发现了什么金银玉器，而在于这个发现能够改变我们对于一个历史时期或者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的看法，这才是重大发现。清华简的意义，我想也在于此。”       对历史强烈的敬畏，“水磨工夫做文章”的专注，清华简研究保护团队发挥到了极致。日久经年的伏案，几乎让每个人的职业病都比原来更重了些。       刚到清华，沈建华就赶着又去配了副眼镜。一查，没一个月，竟然从400度到了700度。“几乎天天盯着泡在水里的竹简看，再加上灯光反射，眼睛怎么能舒服。”她摆摆手，丝毫不以为意，“我原来还不近视呢，30年前跟着李先生释读马王堆帛书时，也是没一个月就涨到400度。干我们这一行的，很多最后都瞎了，可就是架不住喜欢，有点儿‘飞蛾扑火’的感觉。再往深里想，几千年前我们的文明就达到这样的高度，后人如果不能挖掘出这段历史，是时代的失责。”       李守奎的肩周炎也是这两年得的，“每天趴在桌上看简、读简，肯定舒服不了。”可身体上的痛楚，他们从未放到心上。“坐得住不难，难的是每一天都在接触未知，任何一个人的储备量都难以企及。几乎每一刻都得边学边做。”治学“孜孜以求”的第二重境界，在清华简的研究中，也呼之欲出。       “实在太广博。经常有一篇拿出来，一段文句，一个字也不认识，像是古人随便撒了一把字模，又随便拢了拢，拢到了简上。”“很多字根本看不懂，看懂一个都高兴得不得了。”李学勤时常感叹“清华简比原来想象的更丰富”，“即将公布的第四辑，有一篇文献是有关数学史的，我们发现了最早的算表，这就超出了很多人的研究领域”。而在研究中，类似于这样的认识几乎每天都在刷新，几乎每一个人在已经“扬名立万”的年纪，仍要“多做一些功课”。       更多的时候，反复追寻、研究，以至无数次推倒重来。清华老馆二楼的那间大会议室，盛满了对历史真相无限接近、再接近的探求。而这种“兼收并蓄”的第三重境界，在李学勤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曾经有一个特别难的字，我们读了很久，都没有读出来。直到有一天，李先生特别高兴地跟大家说，他觉得应该这样读，还写了文章来论证。后来在吃饭时，我无意中表示了些许疑虑，并没有提出明确的观点，你猜先生怎么做的？”说起这段往事，李守奎依然感慨良多：“先生说，‘有疑虑，就把我这篇释读从报告里撤下来。学问，来不得半点偏差’。”       “科学史上每一次重大的发现，都有强烈的兴趣支撑。做学问不能有功利心，否则永远都体会不到那种发现后的喜悦。”李学勤说的，何尝不是他自己做的？在这条注定寂静一生的道路上，这样的叮嘱始终萦绕在团队每一个人的耳边、心间。   为文明担纲：“不能慢啊，这是历史交给我们的责任。”       很难给李学勤的身份下个准确定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还是文献学家？似乎是“十项全能”。可他给自己的定位始终只有一个：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者。       实在是不想让已到耄耋之年的李学勤太过操劳，也心疼这些为清华简而来的人才，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总是反复叮嘱：“可以慢一点，再慢一点。”       但是，李学勤的脚步丝毫慢不下来。他急的是，能在自己精力更旺盛的时候，用扎实可靠的报告，给逝去的历史、现在的同仁和后辈的学者一个交代。因为按照现有的速度，清华简的整理工作至少需要15年，所以他总是希望，“多做一些，再多做一些”。       李学勤说，“我们必须充当好‘历史关键的链环’”。“当一个社会的物质条件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会愈发渴求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我们又将怎样走向何处。从这个意义来说，历史就像是若干碎片，发现得越多，复原的可能性就越大。清华简选择了我们，也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这就是历史交给我们的责任。”       “我们的工作成果，最主要的不是我们写什么论文，而是整理报告；写整理报告目的不是给出什么结论，而是提供研究的基础。”李学勤反复强调材料乃天下所共企，“清华简是属于所有人的。”       他看重的，还有茁壮成长起来的古史研究新生代。王国维先生曾说：“‘古来新学问起，大多源于新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通过清华简这个新发现涌现出来，我们希望未来能培养出更多致力于出土文献研究的年轻学者。”       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来自历史，同样来自现实。       “前两天我跟法国高等师院专门研究术数的汉学家马克吃饭，还没坐下，他就着急打听，新一辑整理报告什么时候出来。”一句“为了这一辑，我们已经等了四年”，让沈建华和整个清华简研究保护团队心中腾起更足的干劲，“美国、日本专门开了学习班，攻读清华简；芝加哥大学正准备把第二辑译成英文……”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90年前，《华盖集》开篇，鲁迅先生这样说。       斗转星移。如今，这个时代的重担落在了李学勤和他的同仁们的身上，“爱国需要读史，一个国家想真正崛起、想站起来，就必须要正视他的历史。”李学勤说。       让历史告诉未来，自信的中华文明正用扶疏的枝叶向世界展现旺盛生命力。       又一个清晨。李学勤和他的团队再次坐在那张熟悉的长几前。第四辑将要呈现在世人面前，先人们的智慧杰作又多了些可供探究的发现。同时，第五辑的释读工作已悄然开启。依旧是满满的日程，依旧是谦逊的态度，曾经留白的历史在他们手中重现，但他们说：“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也仅仅做了一点基础性的工作。”       当历史清晰重现的时候，写进历史的，还有中国学人对待历史、对待学问、对待真理的态度和为之付出的努力。（本报记者 丰 捷 邓 晖）

日期：[ 2014-01-06 ] 阅读：5518

    近期，随着两档汉字书写栏目的走红，很多观众开始跟随节目进程做汉字听写自我检测。有网友晒出自己的听写结果，其中不少常用字都被写错或忘记。“提笔忘字”、“汉字书写能力退化”、“网络语言冲击汉字规范使用”等说法再次引起大众的热议，并逐步演变为对“汉字危机”的担忧。对此， 有专家表示，在电脑时代想要挽救“汉字危机”，使用形码输入或许更科学。     “癞蛤蟆”难倒七成成年人     首期《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在播出时，曾随机选取现场观众组成成人体验团，要求写出“貔貅”、“攥拳头”、“桀纣”、“瓮中捉鳖”等字词，面对这些耳熟能详的词语，成人体验团频频出错。在面对“间歇”、“熨帖”、“黏稠”等词时，成人体验团的正确率不足50%，“熨帖”一词只有10%的正确率，“癞蛤蟆”则难倒了70%的成年人。     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全社会汉字书写能力普遍下降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经发起一项调查，在接受调查的2517人中，有高达98.8%的受访者坦言自己曾遇到过提笔忘字的情况，仅38.9%的人表示自己经常手写汉字。     “汉字危机” 还远不止以上这些现象。有一位教师表示，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写作中运用网络语言，像“你8要酱紫啊”(你不要这样子啊)、“介素虾米东东”(这是什么东西)、“偶稀饭你酱紫的人”(我喜欢你这样子的人)，甚至有一些类似“：)”的网络笑脸符号。还有一些具有非语法性特点的网络流行语，如 “我走先”等，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学生的作文中。     书写方式改变     或为汉字书写能力退化“元凶”     随着公众对“汉字危机”的关注程度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人想知道，造成“汉字危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面对大众的疑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刘海龙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电脑时代，很多人不再一笔一画去写汉字，对汉字书写的熟练程度下降，从而导致提笔忘字的现象比较普遍。”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河在接受《北京晨报》记者采访时也给出了类似的解释。他说，高科技的发展使书写方式发生了变化，现在使用电脑输入只需要几个字母或者特定符号就可以，简单快捷，因此，很多人会使用电脑来做笔记、办公，导致手写汉字的机会大大减少，对于汉字字形的生疏则逐渐加大。     而拼音输入法的使用或许是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拼音输入法是按照拼音规定来输入汉字的一种编码方法，可以直接输入字符，不需要记忆汉字字形，这都会对汉字语言造成一定影响。许居衍院士在接受《北京晚报》记者采访时也曾谈到，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音频输入法，不仅写字的机会减少了，可能连汉字的具体构造都记不住，可以说，对于年轻一代，“敲字”和“录入”已经代替了“写字”。     “汉字危机”不必太悲观     面对“汉字危机”引发的焦虑，李河表示，书写能力退化并非汉字才有，英语世界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他说，解决书写能力退化的问题，可以考虑在学校进行文字书写能力的相关训练，而汉字书法在传统时代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在现代同样可以作为艺术保留下去。所以，面对“汉字危机”不必太悲观，汉字会有人遗忘，也会有人把它作为艺术去热爱、传承。     许居衍院士在接受《北京晚报》记者采访时提出了解决的方法。他说，使用“形码”输入法或许是缓解“汉字危机”的一个办法，“形码”是依形编码，使用时就相当于直接输入汉字，唯一性强，人们就不容易忘掉汉字的笔画和结构，使汉字得以在信息时代照样传承与弘扬。许院士还建议，国家可以将“避免汉字出现危机”与“形码科研和教学”正式立项，邀请有关专家研究汉字从教学到输入的科学方法，从根本上防止“汉字危机”。     北大教授张颐武也在微博上发表了类似看法，他认为在计算机时代，汉字书写将会在手写电脑中复兴。“新的电脑一般都有手写功能。可以倡导大家多练练字，用这个方法来写汉字是个办法。当然还是要让你有兴趣，多了解，多学一点，记一点，这样其实对于写文章，丰富自己的表达力都有好处。”

日期：[ 2013-09-23 ] 阅读：5852

      据香港中通社报道，台湾历史博物馆有4000多片保存了60年的殷商甲骨残片，一直尘封馆内，没有做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几年前北京的中国社科院表示希望与台湾历史博物馆合作研究，馆方才惊觉这批史料的重要性。今年8月底，他们将这批甲骨残片出借给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希望找到更多3000多年前的商朝史料。     甲骨文是现存最早的系统汉字。安阳殷墟的商代甲骨在1880年间陆续发现之后，目前存世约有15万件，除了这批未曾开封的甲骨之外，几乎都被完整研究过。台湾“中央研究院”收藏了2.5万多片，是全世界收藏甲骨文最多的单一馆藏单位。     “中央研究院”的这些甲骨是在1928年至1937年间在安阳殷墟考古所得。当时的河南省政府也在1929年至1930年两度派人赴殷墟挖掘，挖出3000多片甲骨，典藏河南省博物馆。1949年，这批甲骨辗转迁台，成为台湾历史博物馆典藏品。      后来，台“中央图书馆”移拨700多片甲骨到台湾历史博物馆，目前台湾历史博物馆典藏有4000多片有字甲骨。碍于经费与人力不足，这些甲骨一直藏于库房。     据悉，台“中央研究院”接手后，将建立甲骨文数码化数据库，制作照片、拓片、摹本，出版研究专书，并举办专题展览。

日期：[ 2013-09-23 ] 阅读：6320

　　中国文字发展论坛是由中国文字博物馆主办每两年举行一届，以文字研究为主题的学术性研讨会议。 中国文字发展论坛邀请国内外文字学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参加，以学术主题演讲和研讨的方式就文字学领域的学术前沿论题展开讨论。各专家学者在论坛上积极提交论文，畅所欲言，共同发表交换研究成果，推动了文字学研究的发展。中国文字发展论坛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文字、文化研究交流和发展的平台，为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字的研究、保护和发展，弘扬优秀中华文化和文明，为把中国文字博物馆建设成为汉字文化的科普中心、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窗口、国家汉字文化中心和国际性文化交流平台起到了积极作用。

日期：[ 2012-06-20 ] 阅读：5720

　　 　　 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左二）在竹简鉴定现场 　　 　　 形制多种多样的“清华简”，竹简上文字多精整而清晰 　　     2000多年来国人从未见到过的古文《尚书》首次出现在清华大学入藏的一批珍贵竹简中，这是自秦始皇焚书之后首次出现的真本古文《尚书》。国学大家王国维1928年在清华讲演时曾说，中国自古新学问的兴起常由于有新发现，在学术史上有两次“最大发现”，就是西汉“孔壁中经”和西晋“汲冢竹书”。“现在清华简的发现，足以与‘孔壁’、‘汲冢’相媲美。”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说，此次出现在竹简中多篇《尚书》是真正的“古文尚书”，对中国古史研究的意义难于估计。一批珍贵竹简日前入藏清华大学。经全国11位权威学者专家的鉴定一致认为:“从竹简形制和文字看，这批竹简应是楚地出土的战国时代简册，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一项罕见的重大发现，必将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将会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据初步统计，竹简数量约为2100枚（包括残片）。与这批竹简同时入藏的，还有传为同出的漆绘木笥（装竹简的箱子）残部，纹饰带有楚国艺术风格。 　　现代人重见古文《尚书》    　　    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中的书指的就是《尚书》，是古代历史文献汇编，是研究古史的最重要依据。据称，先秦时《尚书》有百篇之数，但在秦始皇焚书后大多遗失。汉朝初年，一位做过博士的儒生，凭借记忆默写出29篇《尚书》，得以传世，即世人今天所看到的“今文尚书”。至汉景帝末年，又在曲阜孔子后人宅屋的墙壁中发现焚书时隐藏的竹简书籍，里面有16篇古文《尚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16篇《尚书》流散，如今看到的古文《尚书》已被明清以来的学者论定为伪书。 　　     据李学勤介绍，此次清华大学入藏的这批珍贵竹简（简称“清华简”）中发现的多篇《尚书》均是焚书以前的写本。《金縢》、《康诰》、《顾命》等部分篇目有传世本，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都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篇章。例如《尚书》中的名篇《傅说之命》，即先秦文献引用的《说命》，和传世伪古文就并不相同。这意味着对“清华简”的研究可以使现代人得以重见古文《尚书》真容。 　　     复旦大学古文字专家裘锡圭教授此次也赴北京对“清华简”进行观察鉴定，他表示，可以确定竹简上部分文字是《尚书》的一部分，“和现在我们读到的《尚书》版本内容有些文字出入，具体的研究则刚刚启动。” 　　 内有《史记》未有的史事 　　     这批竹简书中还有一篇编年体史书，体裁类似西晋时在今河南汲县战国魏墓中发现的竹简书籍《竹书纪年》。《竹书纪年》中所记载的很多史事与传世文献并不相同。但《竹书纪年》也已流散，今日所见的“今本竹书纪年”被认为是伪书。 　　     “清华简”中的编年体史书，所记历史上起西周初，下至战国前期。记载了很多《左传》、《春秋》、《史记》等未记的史事。此外，竹简中还有类似《国语》的史书，类似《仪礼》的礼书，前所未见的乐书等，均为2000余年无人见过。 　　 　　 曹魏时期的三体《尚书》石刻 　　 如何保护是世界性难题 　　     “从今年7月份到现在，这些教授都放弃了周末和假期休息，对这些竹简进行抢救性的工作，现在他们确实非常劳累了，非常需要休息。”清华大学有关负责人昨天向早报记者介绍，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工作，至10月初，第一阶段的保护工作才基本完成，初步统计竹简数量约为2100枚（包括残片）。以后在保护、整理和研究工作中，对于陆续新的发现，学校将会及时向社会公布。 　　     据介绍，清华收藏的这批珍贵竹简是今年7月由校友捐赠的。到校时部分已经发生菌害霉变，清华入藏后迅即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开展了竹简的紧急抢救和保护工作，组织研究人员对霉变组织进行采样、化验和分析，明确霉菌的性质和种类，科学制定了积极而又稳妥的保护办法，研究人员放弃周末和假期休息，克服种种困难，最终保护住了这些珍贵的竹简。 　　     清华大学还专门成立了校级研究机构——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由历史系教授李学勤出任中心主任，并建立专门工作室，聘请专家学者参与竹简研究和保护。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表示，这批竹简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瑰宝，学校将吸收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深入研究探讨这批竹简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竹简文字大多精整清晰 　　     竹或木制作的简，是纸发明以前我国用以书写的主要材料。一支一支的简，用丝绳编连起来，就称为册。简册上面的文字，都是用毛笔和墨写成的。“清华简”的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有46厘米，是战国时的2尺，最短的不到10厘米。较长的简都是三道编绳。文字大多精整，很少潦草，多数至今非常清晰。李学勤介绍，清华简有的还有鲜红的格线，所用颜料是不是朱砂，有待分析。 　　     专家组鉴定认为:“这批竹简内涵丰富，初步观察以书籍为主，其中有对探索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极为重要的‘经、史’类书，大多在已经发现的先秦竹简中是从未见过的。” 　　     专家鉴定组组长、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复旦大学裘锡圭教授均表示:“从重要意义上讲，其价值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东方早报》 记者 吴玉蓉石剑峰) 　　

日期：[ 2012-06-06 ] 阅读：5319

　　 　　 9月29日下午，中国文字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听取中国文字博物馆工作情况及二期工程建设情况汇报，讨论商议举办第三届中国文字发展论坛等相关事宜。 　　 　　 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学勤主持会议。 　　 　　 中国文字博物馆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冯克坚在会议上讲话。 　　 　　 中国文字博物馆党委副书记、副馆长李俊国在会议上介绍我馆建设情况及运行情况。 　　 　　 中国文字博物馆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李宽生在会上介绍了《中国文字博物馆二期建设初步规划方案》草案。 　　 　　 学术委员会委员在听取汇报后就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展开热烈讨论，并积极建言献策。 　　   　　9月29日下午，中国文字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听取中国文字博物馆工作情况及二期工程建设情况汇报，讨论商议举办第三届中国文字发展论坛等相关事宜。 　　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学勤，馆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冯克坚，馆党委副书记、副馆长李俊国，馆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李宽生以及在京的学术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会议由李学勤主持。 　　冯克坚在致辞中首先向各位专家对中国文字博物馆建设长期以来给予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说，中国文字博物馆2009年11月16日开馆以来，在冯其庸馆长的带领下，在李学勤先生为主任委员的学术委员会各位专家的支持下，各项工作都取得了长足进展，文物征集硕果累累，陈列布展精品频出、学术研究日趋完善。同时，我们聘请到李学勤先生出任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感到无比的荣幸，这必将对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产生积极深远地影响。学术委员会已成功召开了两次工作会议，均在我馆发展的关键时刻，就我馆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研讨，通过了多项重要制度和决议，有力推动了中国文字博物馆各项工作的科学发展。相信有李学勤先生的带领，中国文字博物馆一定会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 　　李俊国就中国文字博物馆建设及开馆运行情况进行了介绍。他说，经过近两年的建设和完善，中国文字博物馆各项管理制度不断细化，日常管理体系运转灵活有序，博物馆基础得以夯实。我馆充分利用自身资源极力推广祖国传统文化、普及文字文化基础知识，社会影响力、知名度和美誉度得到极大提升，在各个领域赢得社会认可，先后荣获“中国建设鲁班奖”、“第九届全国十大陈展精品特别奖”2项国家级荣誉；荣获“河南省第四批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河南省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河南省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等5项省级荣誉，并已通过“河南省文明单位”检查验收；荣获“安阳市文明单位”、“安阳市青年文明号”等8项市级荣誉。目前，我馆正积极申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陈展体系和参观环境得到不断调整和优化，服务质量、接待水平不断提升。近两年来先后举办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文物文化系列展—宁夏篇、新疆篇、广西篇”、“故宫博物院院藏中国历代书法展”、“民族文化宫博物馆馆藏民族文字文物精品展”、“秋水文章——李岚清篆刻艺术展”、“首届‘四堂杯’书法精品大展”等20余次特别展览。我馆坚持展览交流与文物征集相结合，坚持国有文物与民间文物征集相结合，通过借展、复制、购买、有偿调拨等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文物征集困境，开馆至今共入库藏品数近15000件。学术研究工作有了重大突破，组建了馆专家顾问队伍，成立了中国文字博物馆馆学术委员会和学术研究中心，设置了中国文字博物馆书法院和书法艺术委员会，先后组织举办了10余项学术研究会议和活动，申请了6项社科课题、出版了7期学术馆刊。截止目前，中国文字博物馆共接待中外参观者270万余人次，日均4000余人次，其知名度和美誉度逐渐提升。今后，中国文字博物馆将继续加强管理，理顺体制、健全机制；强力开展文物征集，丰富文物藏量；丰富陈展内容、规范临展管理；创造优势，开展好学术交流与研究；缜密谋划，争取二期工程尽快立项动工。 　　李宽生在会上介绍了《中国文字博物馆二期建设初步规划方案》草案。他介绍说，中国文字博物馆二期工程的基本功能是研究与交流，与一期工程相辅相成，构成博物馆完整功能体系，不可分割。二期工程总占地175亩，建筑面积32000平方米，包括学术研究中心、科普交流中心、文字文化演艺博览展示中心。二期工程以“寓教于展”、“寓教于境”、“寓教于乐”为指导思想，按照合理布局，功能优先，保障发展的原则，在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完善学术交流和科学研究等建筑设施，在满足文物保护、陈列展览的同时，增加高层次科学研究、国际性学术交流和与之配套的休闲服务等功能，形成中国文字博物馆完整的功能体系，从而打造一个以收藏、展示、研究、教育为主，集交流、旅游于一体的现代化博物馆，形成一个以文字文化为主题的中心园区。 　　学术委员会委员在听取汇报后就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展开热烈讨论，并积极建言献策。

日期：[ 2011-09-29 ] 阅读：54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