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多年前，殷人借助甲骨文字与鬼神沟通，以决定从家庭到军国的所有事情，其文化的与社会的意义似不难想见。三千多年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促进了殷商史学研究的鼎盛和古文字学的创立，其学术价值的重大也已是尽人皆知。此后百余年的学术研究硕果累累，怎么评价都不嫌为过，而裨益于书法者也多。概括言之，主要有三。其一，书法史籍以前推数百年，加之后来陆续发现的金文，使商代书法变得言之有物，多姿多彩；其二，甲骨文书法与巫文化相结合，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早期书法形态，也因其与文化的紧密联系而为探索原始艺术的起源、性质、功用、审美等提供了物证和可资推想论说的空间；其三，使甲骨文成为当代书法学习与创作的一种独特的书体样式，并为古文字诸体书法审美及理论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
学习甲骨文书法，了解字形结构和书法特征是第一步。用“六书”造字法衡量，甲骨文有指事、象形、会意三类表意字和形声字、假借字两类，而若分析字形，为之分解至最小的构形元素，则数千字形不过是由一百多个独体象形字作为偏旁辗转变化组合而成。换言之，甲骨文字形是一种相当规律的象形符号体系。从书体的角度看，二百多年的甲骨文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先写后刻、刀服从于笔，先写后刻、刀刻相对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并清楚地改变字形风格，以刀代笔、更多地展现契刻之美。揆其变化的原因，是刀刻要想保证象形符号之“画成其物，随体诘屈”的准确性相当困难，而文字的实用性又会促使人们朝着使用工具的便利方面去探索，于是有了线条化、省略式简化和书写性简化。这样一来，契刻即开始违背造字初衷，持续地降低文字符号的象形程度，使之始终保持着“相似性”的连续发展和变化状态，而刀和契刻工艺是其中的关键因素。
书写性简化源出于快速便捷的用字需求，它以省略合并偏旁的局部原形书写方式和线条为基本特点，对字形的改造细微而持久，对维持字形的“相似性”至关重要。久而久之，积微至巨，书体发生了演进，而知识的传承则保证后人不断地借助变迁的字形去认知字源，借助于想象和跳跃性思维以弥补任何变化所造成的差距。许慎著《说文解字》，依据小篆字形来解释字源，即是明证。对甲骨文而言，书写性简化来自契刻，是契刻对仿形线条和观念的渐进式改造，其最重要的贡献是使字形书刻初步有了“笔顺”，既是古文字书体演进的起点，也是从“画”字步入书写的起点。考虑到殷商甲骨历时二百余年，早晚的变化也很大。一般说来，字形越早，其完成越接近“画”字，它们很难确认起讫和笔数；字形越晚越简洁，刀痕完全掩盖了书写意蕴，并与同时的书写性金文字形笔势迥异。这种情况表明，甲骨文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简化字，是一种意义非凡的创造性文字改革，其后千馀年的书体演进，都是按照由其导源的书写性简化进行的。中国文字数千年传承不衰，一靠这种内在的旺盛的生命力，二靠书法艺术。当人们把文字形体当做审美对象之后，书写美即被视为意蕴无穷、人皆可以分享并参与创造的艺术活动，其意义可以远远超出于文字记录语言、传承知识的功能之外。可以说，中国文字被神化、受到尊崇、与实用相伴的书写审美活动使字形在形音意之外，还有着鲜活的生命和灵魂。当沉睡三千多年的甲骨文面世之后，人们即很快地与之亲和，去接受它、欣赏其美，至今尤盛，都和它这种特质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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