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先生多次指出：“现代的战国文字研究是从楚国开始的。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安徽寿县李三孤堆出土的楚国铜器，一九四二年湖南长沙子弹库发现的楚国帛书，不象玺印、货币、陶文等文字简略，没有上下文可推。”（注：李学勤《〈郭店楚简文字编〉序》，载《郭店楚简文字编》第5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相类的主张又见于《〈包山楚简文字编〉序》。一九九七年，在吉林大学古籍所主持博士论文答辩的发言中，李先生也申述了这一主张。又，为了行文方便，下文提到的各位师长，一律省去“先生”称谓，敬请见谅。）随着楚文字材料不断有惊人发现，楚文字不仅一直占据着战国文字的主体地位，而且也成为古文字研究的热点，尤其是近几年来，几批战国楚简竹书的公布，掀起了自甲骨文问世以来，出土文献研究的第二个高潮。这些楚简竹书为文字学、历史学、哲学、文献学、古典文学都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许多都是汉代人也未能见到的佚籍，它吸引了各个学科大量的专家学者。近两年来，对出土楚文献的研究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已不为过。涌现出大量优质论著，从文字、文献、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本文只就七十年来出土楚文献中的文字方面的研究做一扼要综述。限于篇幅和作者见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敬请见谅。下面就从楚铜器铭文研究，楚帛书文字研究，楚简文字研究，楚玺印，货币及其它文字研究，楚文字综合研究等五个方面进行概述。 楚铜器铭文研究综述     我们现在见到年代最早的楚文字是西周晚期的楚公家钟和楚公逆钟，最早见于著录的楚文字是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贴》中的相关铜器铭文。楚国铜器铭文自西周末期到战国晚期—直绵延不断，是探讨不同时期楚文字特点和楚文字流变的重要依据。　　从宋代算起，一直到民国初年，见于著录的有铭楚器也只有十几件，郭沫若最早把春秋战国楚器铭文汇集一处，得十二器（注：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1932。）。　　楚铜器铭文的第一次重大发现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的。这些独具特色的文字当时就引起人们的重视，胡光炜连撰《寿春所出楚王鼎考释》(1934)（注：《国风》第4卷第3期，1934。又载《胡小石论文集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0。）、《安徽省立图书馆新得寿春出土楚铊鼎铭释》(1934)（注：《国风》第5卷8、9合期。又载《胡小石论文集三编》。）等考释文章；唐兰著有《寿县出土铜器考略》（注：《国学季刊》第4卷第1期，1934。又载《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10月。）。刘节的《楚器图释》(1935)（注：北京图书馆考古专集（第二种），1935。）是第一部专门研究楚国器物和铭文的专书。但由于这批铜器系盗掘出土，收藏分散，铭文都较简短及当时可资比较的战国楚文字极少等原因，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一些疑难问题一直没能解决。新中国成立后，朱德熙（注：《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又载《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5。）、刘节（注：《古史存考》1958。）、王仁聪（注：《考古》1972年第6期。）、郝本性（注：《古文字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1983。）、陈秉新（注：《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辑。荆楚书社1987。）、何琳仪（注：《江汉考古》1991年第3期。）、李家浩（注：《语言学论丛》第22辑。商务印书馆1999。）学者续有考释。其中朱德熙《寿县出土楚铜器铭文研究》(1954)等文多有创获，“集”字之释，“王后”之说均为不易之论。　　楚铜器铭文的第二次重大发现是：1957年至1961年安徽寿县出土的两枚鄂君ｑǐ＠①舟节和两枚鄂君ｑǐ＠①ｃｈē＠②节，ｃｈē＠②节铭文146字，舟节铭文更长达163字。这些战国中期的楚文献内容非常丰富，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兴趣，纷纷撰文讨论。以考释文字为主的文章主要有郭沫若《鄂君ｑǐ＠①节文的研究》（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于省吾《鄂君ｑǐ＠①节考释》(1963)（注：《考古》1963年第8期。），商承祚《鄂君ｑǐ＠①节考》（注：《文物菁华》，第二辑。）、《谈鄂君ｑǐ＠①节铭文中几个文字和几个地名等问题》（注：《中华文史论丛》第6辑。），朱德熙、李家浩《鄂君ｑǐ＠①节考（八篇）》(1989)（注：《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一版。又载《朱德熙古文字论集》。）等。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1980)（注：《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又载《裘锡圭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8月。），吴振武《鄂君ｑǐ＠①节“＠③”字解》(1993)（注：《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1993。），李零《古文字杂识》(1996)（注：《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等文章分别释出“市”、“＠④”、“就”这些重要而难度极大的字，对正确理解节文有重要作用。　　楚铜器铭文的第三次发现是七十年代末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⑤氏家族铜器群。出土的王子午鼎、王ｓūｎ＠⑥诰钟、＠⑦钟等长篇铭文大大丰富了春秋楚文字的内容，这不仅加深了对楚文字的认识，而且为辩正一些误列他国的楚器铭文提供了依据。　　在发掘报告出版(1991)（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前后，赵世纲(1998)（注：赵世纲、刘笑春《王子午鼎铭文试释》，《文物》1980年第10期：赵世纲《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青铜器铭文考索》，载《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附录。）、李零（1981、1996）（注：李零《“楚叔之孙＠⑧”究竟是谁》，载《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再论淅川下寺楚墓》、《文物》1996年第1期。）、伍士谦(1984)（注：伍士谦《王子午鼎王孙诰钟铭文考释》，《古文字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1984年。）、张亚初(1985（注：张亚初《淅川下寺二号墓的墓主年代及一号墓编钟的名称问题》，载《文物》1985年第4期。）等人著文讨论，或释读部分铭文，或探求墓葬主人，多有收获。　　王ｓūｎ＠⑥遗＠⑨钟旧称王孙遗者钟，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中定为徐器。由于它与王ｓūｎ＠⑥诰钟的文例、书体基本一致，刘翔(1983)（注：刘翔《王孙遗者钟新释》，载《江汉论坛》1983年第8期。）、孙启康(1983)（注：孙启康《楚器王孙遗者钟考辩》，载《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刘彬徽(1984)（注：刘彬徽《楚国有铭铜器编年概述》，载《古文字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1984。）均指出其当为楚器。李家浩对淅川下寺楚墓铜器铭文有着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⑦钟铭文考释》(1998)（注：《北大中文研究》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在释出“舌”、“奏”等疑难字的基础上通释了全文。2002年6月在吉林大学做了题为“楚国ｗěｉ＠⑩氏铜器铭文研究”的名家讲座，用大量的材料证明旧释“王孙遗者”的“者”应是“＠⑨”字，并指出“王孙遗＠⑨”即《左传》中的“ｗěｉ＠⑩艾ｌｉè＠(11)”，“王孙诰”即“ｗěｉ＠⑩敖”，亦即“叔孙敖”。二人为兄弟，同为楚庄王时人，均是王子午的人。一字妙释，使得许多问题豁然贯通。把这批铜器的研究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有两篇宋代出土、后来器物失传，只有拓片传世的重要的楚国铜器铭文，在消失千百年后又有同铭器物重见天日，一件是楚公逆钟，一件是楚王＠(12)章ｚｈōｎｇ＠(13)。　　楚公逆钟不仅原器失传，而且著录它的《复斋钟鼎款识》原书也毁于大火。今本为清代阮元翻刻，字形多有失真。此器孙诒让（注：孙诒让《古籍拾遗》中·七。）、王国维（注：王国维《夜雨楚公钟跋》，载《观堂集林》。）都有考释，但都无法通读，颇多误解。后经李零(1993)（注：李零《楚公逆ｂó＠(14)》。《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黄锡全(1991)（注：黄锡全《楚公逆ｂó＠(14)铭文新探》。《武汉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曹锦炎(1992)（注：曹锦炎《楚“公逆”ｂó＠(14)铭的复原与新释》，《江汉考古》1992年第1期。）等人的不懈探索，研究有新的突破。1994年，《文物》第八期刊登了《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八次发掘》一文，登载了一幅墓中所出楚公逆钟铭文照片。李学勤《试论楚公逆编钟》(1995)（注：《文物》1995年第2期。）和黄锡全、于炳文《山西晋侯墓地所出楚公逆钟铭文初释》(1995)（注：《考古》1995年第2期。）基本上解决了这篇重要铭文的释读。这是西周楚文字的重要收获。　　楚王＠(12)章ｂó＠(14)出土于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中，与宋人摹录的楚＠(12)章ｂó＠(14)铭基本相同。由于同墓出土大量乐律铭文，不仅确识了摹写有失的“返”字，而且破解了铭尾“穆商商”的含义。　　旧名“栾书缶”这件传世铜器，一直都被视为春秋时期的晋器，论者把器主与《左传》中的“栾书”相连系（注：容庚、张维持《周商彝器通论》，科学出版社，1958。）。随着楚国铜器和楚文字研究的深入，欧燕提出质疑，认为当属战国楚器(1990)（注：欧燕《栾书缶质疑》，《文物》1990年第12期。）。此后王冠英(1990)（注：王冠英《栾书缶应称为栾盈缶》，《文物》1990年第12期。）、刘彬徽(1994)（注：刘彬徽《论东周青铜缶》，《考古》1994年第10期。）、黄锡全(1996)（注：《栾书之孙书也缶为楚器说补证》，《古文字论丛》［台北］艺＠(15)印书馆1999。）、何琳仪(1998)（注：何琳仪《楚书琐言》，《书法研究》1998年第4期。）都赞同栾书缶铭文为楚文字。林清源《栾书缶的年代、国别与器主》（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一分，2002年。）一文详述此器研究的来龙去脉。进一步证实此器为战国中期楚式铜器，器主为“ｓｈū＠(16)也”。“ｓｈū＠(16)也缶”铭文为战国中期楚文字已无可疑。　　楚公家钟、曾姬无＠(17)壶、＠(18)陵君豆等铜器，＠(19)（燕）客铜量，大市量等量器、楚王＠(12)章戈、楚＠(12)璋剑等兵器都很重要，论著颇丰，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论述。　　以上基本上是沿着重要材料发现和公布的时间线索，对每一批材料研究状况的简单描述。　　把楚国铜器铭文做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对象进行综合研究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主要有刘彬徽的《楚国有铭铜器编年概述》(1984)（注：刘彬徽《楚国有铭铜器编年概述》，载《古文字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1984。）和李零的《楚国铜器铭文编年汇释》(1986)（注：《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辑。中华书局，1986年。）。二文体例相似，依时代前后为序，把所考定楚国铜器铭文依次排列，详注出处，每篇都有释文和考释。后者所收器铭更多，把不能判定其时代的归入下篇，更为严谨。　　刘彬徽的《楚系青铜器》(1995)（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第六章《楚系青铜器铭文编年考述》后出转精，结合器形研究，断代更有依据；内容也更为丰富，是研究楚铜器铭文重要参考资料。　　据作者初步统计，如果不计长短，凡铭文相同算一篇，可得楚国铜器铭文145篇。（注：《国风》第4卷第3期，1934。又载《胡小石论文集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0。）　　纵观楚铜器铭文研究，有如下问题尚待解决。　　一、一些疑难字尚待进一步研究。　　二、一些自称“申公”、“邓公”之类的器铭究竟是申、邓诸国之器，还是楚之封公之器，需结合器形、年代深入探讨。　　三、楚国铜器铭文各个时期文字结构、书写风格均有不同。对各个时期的文字应当做深入细致的断代描写，以见楚文字演变的过程。　　四、应当以楚铜器铭文为对象，编著一部文字编，以见楚铜器铭文字形的全貌。据闻已有学者开始此项工作。   楚帛书研究综述     楚帛书是20世纪40年代发现的重要楚文献。在当时，是文字最多、篇幅最长的战国文字材料。楚帛书文字、内容研究的突破，不仅与古文字、古文献的研究深入有关，而且与帛书处理的技术有关。每一个用新技术处理的文本的公布都会大大地推进帛书文字和内容的研究。　　楚帛书自蔡季襄《晚周缯书考证》(1994)（注：1945年春印行。）始行于世。此书初附摹本，蒋玄怡据此本临写的摹本公开发表(1950)（注：蒋玄怡临写蔡本，《长沙》上海今古出版社，1950。），帛书才广为人知。此后数年间，陈ｐáｎ＠(20)(1953)（注：陈ｐáｎ＠(20)《先秦两汉帛画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四册，1953年3月。）、郭沫若(1953)（注：郭沫若《关于晚周帛画的考察》。《人民文学》1953年第11期。）、饶宗颐(1954)（注：饶宗颐《长沙楚墓时占神物图卷》。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第1卷l期，1954年：《帛书解题》，《书道全集》第一卷。［日本］平凡社，1954年。）、董作宾（注：董作宾《论长沙出土之缯书》。［台北］《大陆杂志》第十卷六期，1955年。）等人据此本研究，发表了一些论著，但由于这个摹临本漏摹、误摹文字达半数以上，所以这一时期的研究不可能有所突破。　　美国弗利亚美术馆全色照片摹本和原照的行世，开创了楚帛书研究的新局面。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以这套照片及其摹本为研究对象，研究取得突破性成就。大量漫漶不清的字得以确认，使得对帛书内容的理解更为深入。饶宗颐《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1958)（注：《选堂丛书》之四，香港义友昌记印务公司，1958年。）、《楚缯书十二月名核论》1965（注：［台北］《大陆杂志》和30卷1期，1965年1月。），李学勤《补论战国题铭的一些问题》(1960)（注：《文物》1960年第7期。），陈楚家《战国楚帛书考》（作于1962，发表于1984）（注：《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1964)（注：《文物》1964年。），林巳奈夫《长沙出土战国帛书考》(1964)（注：日本《东方学报》第36卷，1964年10月。），陈邦怀《战国楚帛书文字考证》(1981)（注：《古文字研究》第五辑中华书局1981年。）都是重要收获。其中李学勤所指出的帛书四边文字中的十二神与《尔雅·释天》中十二月名相关，是突破性的发现。经过大家的努力，文字大部分已能通读。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帛书红外线照片的问世，又给帛书破究带来新的突破。这套高清晰放大照片使得过去一些不清晰的文字不考自破。一些疑难字也因文句的贯通而理解得更近真实。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海外学者首先利用这些文本研究，发布了一批研究成果，创获良多。主要有林巳奈夫《长沙出土战国帛书考补正》（注：日本《东方学报》第37卷。1966年3月。），严一萍《楚缯书新考》(1968)（注：［台北］《中国文字》第26至第28册，1968。），金祥恒《楚缯书“＠(21)”解》(1968)（注：［台北］《中国文字》28册。1968年。），饶宗颐《楚缯书之摹本及图像——三首神、肥遗与印度古神话之比较》(1968)（注：［台北］《故宫月刊》第3卷第2期，1968。）、《楚缯书疏证》(1968)（注：［台北］《历史语研究所集刊》第40册（上）1968年10月。），陈ｐáｎ＠(20)《楚缯书疏证》(1968)（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0册（上）1968年10月。），唐健垣《楚缯书文字拾遗》(1968)（注：［台北］《中国文字》第30册，1968年12月。）。在西方学者中，巴纳博士对楚帛书用力尤勤。50年代在《楚帛书初探》中首创棋格式摹本（注：巴纳《楚帛书初探——文字之新复原》。《华裔杂志》第17卷，1958年。转引自曾宪通《楚帛书研究述要》。关于巴纳的主要研究成果，请参阅曾宪通先生的《楚帛书研究述要》。），广为学者采用。六、七十年代对红外线照片的研发与摹写，成就突出。但由于他的论著都是英文版，在国内读者不是很多。　　红外线照片自七十年代末传入中国内地，学者们纷纷著文，帛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侧重文字考释、文意疏通的重要论著有吴九龙《简牍帛书中的“夭”字》(1985)（注：《出士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高明《楚国缯书研究》(1985)（注：《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辑。中华书局1985年。）、李零《长少子弹库战国帛书研究》(1986)（注：中华书局1986。）、何琳仪《长沙帛书通释》(1986)（注：《江汉考古》1986年第1、2期。）、朱德熙《长沙帛书考释五篇》(1986)（注：《文物研究》1988年第4期。）、陈秉新《长沙楚帛书文字考释辩正》(1988)（注：《湖南考古辑刊》第一辑，1982年2月。）等。这些论著或考疑难字，或综述研究历史与现状，或通释全文，都各有可观。　　李零的《长沙子弹库帛书研究》是成书较早，多有创获的一部楚帛书研究专著(1985)。　　李学勤对楚帛书研究有很大贡献。这个时期又有《论楚帛书中的天象》(1982)、《楚帛书中的古史与宇宙观》(1984)（注：《楚史研究初集》湖北人民出版杜，1984年。）、《长沙楚帛书通论》(1987)（注：《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集，1987年1月。）、《再论楚帛书十二神(1987)（注：《湖南考古辑刊》第四辑，1987年10月。）等文章，阐发了对帛书内容的新见。文章虽然不以考释文字为主，但在重新做的一些释文和注解中，也多有新意。　　饶宗颐对楚帛书孜孜以求，自五十年代起几十年不懈探索。从《帛书解题》(1954)、《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1958)、《楚缯书疏证》(1968)到《楚帛书新证》(1990)（注：载《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不断吸收新成果，不断有新发明。其研究成果主要汇集在《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1993)（注：饶宗颐、曾宪通《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中华书局1993。）一书中，蔚为大观。　　这一时期的研究以曾宪通的《楚帛书研究述要》(1993)（注：载《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和《楚帛书文字编》(1993)（注：《楚帛书文字编》，中华书局，1993。）作结。前者是对楚帛书问世以来五十多年研究的综述，文后附有研究简目，甚便读者；后者则集中反映了当时的识字水平。该字编摹写精美，收字齐全，体例谨严，不仅吸收了当时的最新成果，而且多有创见。　　进入九十年代后，由于大批楚简公布，人们对楚文字的认识更为深入，帛书中的一些疑难字也得已破解。李零《楚帛书与“式”图》(1991)（注：《江汉考古》，1991年第1期。），刘钊《说“”、“＠(22)”二字来源并谈楚帛书“ｗàｎ＠(23)”、“éｒ＠(24)”二字的读法》(1992)（注：《江汉考古》1992年第10期。），冯时《楚帛书研究三题》(1996)（注：《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吴振武《楚帛书“＠(25)步”解》(1996)（注：《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曾宪通《楚帛书文字新订》(1999)（注：《中国古文宇研究》第一辑，吉林大学出版杜，1999年6月。）都是新的收获。　　楚帛书还有一些残片存世。商志＠(26)在《记商承祚教授藏长沙子弹库楚国残帛片》(1992)（注：《文物》1992年第11期。）一文中公布了一部分。在此之前，李学勤已有《长沙子弹库第二帛书探要》(1990)（注：《江汉考古》1990年第1期。）一文，肯定了第二帛书的存在。《试论长沙子弹库帛书残片》(1992)（注：《文物》1990年第11期。）对公布残片的内容及性质进行了探讨。惜这些残片面积太小、文字不多。我们期盼着海内外收藏的“第二帛书”能早日公布。　　楚帛书经过五十多年的研究，照片或摹写的文本已很清晰准确，模糊不清的文字已经不多，尚无定论的疑难字已所剩无几，甲、乙、丙三篇文字都能通读。将来对个别疑难字的考释须和其它楚文字材料密切结合，对其内容的理解也需密切结合新出土楚文献，尤其是楚简日书。   楚简文字研究综述       在现在公布的出土战国文献中，楚简是最丰富的。　　五十年代在长沙仰天湖、杨家湾、五里牌发现的三批楚简，保存均不很好，内容都是遣册。其中仰天湖简文字较多，字迹也较清晰，在当时已是重要的发现。当时可资比较的战国楚文字主要是楚帛书和一些楚铜器铭文，数量无多，且楚帛书的研究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再加上遣册所记皆为名物，内容与帛书等完全不同，所以许多字未能正确释出，对楚简内容也仅是初步研究。罗福颐《谈长沙发现的战国楚简》(1954)（注：《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9期。），史树清《长沙仰天湖楚简研究》(1955)（注：群联出版社，1955。）、饶宗颐《战国楚简笺证》(1955)（注：《金匮论古综合刊》第1期，1955。）、陈直《楚简解要》(1957)（注：《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等文，筚路蓝缕，是楚简研究的良好开端。　　五十年代末河南信阳长台关楚简是重大发现。墓中所出竹书虽然全部残损，多为碎片，但首次见到战国竹书实物依然令人振奋。李学勤《信阳楚墓中发现最早的战国竹书》(1957)（注：《光明日报》，1957年11月27日。）及时地介绍并作了一些初步的研究。　　七十年代后，有关上述竹简的重要研究成果陆续发表。主要有朱德熙、裘锡圭《战国文字研究（六种）》(1972)（注：《考古学报》1972年第2期，又载《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山大学楚简整理小组《谈信阳长台关出土的竹书》(1976)（注：《文物》1976年第6期。），《信阳楚简考释（五篇）》(1973)（注：《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又载《朱德熙古文字论集》。），李家浩《信阳楚简“浍”字及从“＠(27)”之字》(1983)（注：《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第1期。）、彭浩《信阳长台关楚简补释》(1984)（注：《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这些文章以释字为核心，通读了一些简文，解决了一些疑难。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究其原因，一是信阳简文字较多，大都比较清楚，有辞例可寻；二是通过对六十年代出土的望山楚简精心整理和深入研究，积累了一些可资比较的知识。　　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对五六十年代出土的楚简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一些摹本和考释成果虽然没有及时发表，但以油印本的形式，在部分学者间流传，广有影响。商承祚《战国楚简汇编》(1995)（注：齐鲁书社，1995。）是其中重要的研究成果。　　进入九十年代，楚简研究开始全面兴盛。　　一、新材料的公布是楚文字兴盛的直接动因。五、六十年代出土的重要材料没有及时公布，研究者限于一个很小的学术圈里。进入九十年代，新发现的重要材料公布十分及时，这就让没有机会接触实物的广大学者有机会投入研究中。1989年曾侯乙墓竹简（注：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1991年包山楚简（注：荆州博物馆《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1995年九店楚简（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楚墓》，科学出版社，199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九店楚简》，中华书局，2000。），1998年郭店楚简（注：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2001年上海博物藏战国楚竹书（一）（注：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让学者眼界大开。这个时期，六十年代出土的望山楚简也得以公布。正在整理中的上海博物馆藏楚简（注：朱渊清整理《马承源先生谈上博简》，载《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湖南慈利楚简（注：湖南文物所、慈利文管所《湖南慈利石坂村二十六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期。）、河南新蔡楚简（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驻马店市文化局、新蔡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新蔡平夜君成墓的发掘》，《文物》2002年第8期。）更激发着研究者探求的热望。这些材料的及时公布，嘉惠学林、首著大功，遍受赞赏。其中包山简，郭店简公布的及时，上博简技术处理的精美尤为人称道。　　二、一些高水平的释文和注释，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朱德熙、袭锡圭，李家浩的《望山一、二号墓竹简释文与考释》（1987年定稿，1995年出版）（注：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望山楚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ｚｈǒｎｇ＠(28)楚墓》附录2。文物出版社1996年4月。），裘锡圭、李家浩的《曾侯乙墓竹简释文与考释》（注：见《曾侯乙墓》附录1。1999。），李家浩的九店竹简的《释文与考释》(2000)（注：见《九店楚简》。）是其中的精品。北大的这三位学者在楚简的整理和考释方面，成就卓越。彭浩等人的《郭店楚简》（注：见《郭店楚墓竹简》。）的释文与注释也作得很好，言简意赅、充分吸收了当时的释字成果，再加上裘锡圭按语，更如锦上添花。　　三、涌现出一大批考释文章，新人倍出。　　遣册简文字的考释有新的突破。李家浩一系列遣册简的研究文章，结合文献和出土实物，每考一字，皆穷究音义，详论名物，甚为精确，令人信服。《仰天湖简十二号考释》(1993)（注：《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一）》，中华书局，1993。）、《包山楚简研究（五篇）》(1993)（注：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1993。）、《包山266号简所记木器研究》(1994)（注：《国学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信阳简中的“＠(29)枳”》(1996)（注：《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信阳楚简“乐人之器”研究》(1998)（注：《简帛研究》第三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楚简中的袷衣》(1999)（注：《中国古文字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等都各有发明，代表着遣策简研究的最高成就。　　《包山楚简》公布不久，便涌现出一批补释文章。在文字考释方面，吉林大学师生在这一时期的成就令人瞩目。林ｙúｎ＠(30)《包山楚简札记七则》(1992)（注：《江汉考古》1992年第4期。）、刘钊《包山楚简文字考释》(1992)（注：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九届学术研讨会论文，1992。）、汤余惠《包山楚简读后记》(1993)（注：《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2期。）、何琳仪《包山楚简选释》(1993)（注：《江汉考古》1994年第4期。）、李天虹《包山楚简释文补正》(1993)（注：《江汉考古》1993年第3期。）、白于蓝《包山楚简拾零》(1996)（注：《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包山楚简补释》(2001)（注：《吉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又有《包山楚简补释》，《中国文字》新27期，［台北］艺文印书馆。）、徐再国《包山楚简考释四则》(1996)（注：《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文集》。）等对误释文字都有所订正。　　黄锡全《包山楚简部分释文校释》(1992)（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李零《包山楚简研究（占卜类）(1993)（注：《中国典籍文化论丛（一）》1993。）、曾宪通《包山卜筮简考释七篇》(1993)（注：《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1993。），李家浩《包山楚简“＠(31)”字及其相关之字》(1997)（注：《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问学社有限公司，1997。）赵平安《释包山楚简中的“”和“＠(32)”》(1998)（注：《考古》1998年第5期。）都是同类文章中的佼佼者。　　对于信阳竹书也有了新认识。李学勤《长台关竹简中的墨子佚篇》(1990)（注：《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巴蜀出版社，1990。）、杨泽生《信阳楚简第一组38号和3号研究》(2001)（注：《简帛研究2001》，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都有新的创获。　　九店楚简在发掘报告中只作了释文。刘乐贤（1996、1998）（注：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九店楚简日书补释》，《简帛研究》第三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饶宗颐(1996)（注：饶宗颐《说九店楚简之武夷（君）与复山》，《文物》1997年第4期。）、陈松长(1997)（注：陈松长《九店楚简释读札记》，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1997。）、李守奎（1997、2001、2002）（注：李守奎《江陵九店56号墓竹简考释四则》，《江汉考古》1997年第四期。《江陵九店楚墓〈岁〉篇残简考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3期。［按，此文定稿于1997年，《吉林大学学报》原拟用稿，后因故改刊。］《〈九店楚简〉相宅篇残简补释》，上海大学新出土文物与古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2年7月。）、李零(1999)（注：李零《读九店楚简〈日书〉》，《考古学报》1999年第2期。又载《中国方术续考》附录，东方出版社2001。）、周凤五(2001)（注：周凤五《九店楚简〈告武夷〉重探》［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第4分，2001。）续有苴补。李家浩所作详细的释文与考释在2000年出版。由于这批竹简保存不好，字多漫漶。继续深入研究，有些字或可释出。　　郭店楚简的丰富性和重要性是以往所发现楚简无可无比拟的。它保存良好，字迹清晰，篇幅大多完整。《老子》与《缁衣》与典籍文献可以互相对照；《五行》也可与马王堆帛书相比较。一些过去不释或误解的字得到确解。有关郭店简研究的文章佳作纷呈，目不暇给。仅是从文字考释方面来看，北京有裘锡圭、李零、李家浩，李学勤、赵平安、黄锡全等；东北有林ｙúｎ＠(30)、汤余惠等；华东有何琳义、黄德宽、刘信芳、徐在国等；华南有刘钊、陈伟武、白于蓝等；华中有陈伟、彭浩、李天虹、施谢捷等；港台有饶宗颐、张光裕、周凤五、林素清、颜世铉、许学仁、袁国华等。他们都佳作频出，各有可观。对于郭店楚简文字的研究状况，另有专文综述。　　综考楚简文字的论文不少，也不乏佳作。刘乐贤《楚文字杂识（七则）》(1997)（注：刘乐贤《楚文字杂识（七则）》，《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研讨会论文集》1997。），陈伟武《战国楚简考释ｊｉàｏ＠(33)议》(1997)（注：陈伟武《战国楚简考释议ｊｉàｏ＠(33)议》，《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研讨会论文集》1997。），徐再国《楚简文字拾零》(1997)（注：《江汉考古》1997年第2期。）、《楚简文字新释》(1998)（注：《江汉考古》1998年第2期。），刘钊《释楚简中的“＠(34)”（缪）字》(1999)（注：《江汉考古》1999年第1期。），李家浩《楚墓竹简中的“昆”字以及从“昆”之字》(1999)（注：《中国文字》新25期，1999。），颜世铉《楚简文字补释》(1999)（注：《中国文字》新25期，1999。），施谢捷《释楚简文字中的悚字》2002（注：《古文字研究》，2002。），李守奎《楚简文字四考》(2002)（注：《中国文字研究》第三辑，广西教育出版社，2002。）等文章都言不虚发，各有所得。　　部分上博简的公布(2001)，再次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对二十一世纪新公布材料的研究情况，我们的介绍暂且从略。　　四、竹简文字编的编著　　古文字编是以简明扼要的形式集中表现释字成果的著作。文字编不能是资料的简单排比，它必须及时反应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其中包括著者新见。古文字编专业性很强，它是可以当作工具书使用的学术著作。　　二十世纪公布的竹简文字大都已被收入各种不同类型文字编中。古文字编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某一批材料为对象“单编”，一类是以几批材料为对象的“汇编”。张光裕、袁国华的《包山楚简文字编》(1992)（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92。）、《郭店楚简研究·第一卷·文字编》(1999)（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99。）都是原字剪贴，有字必收，下附辞例，甚便使用。这些字编成书很快，释字基本上以公布材料的释文为准。篇幅庞大，内地一般学者案头难备。张守中等人的《包山楚简文字编》(1996)（注：文物出版社，1996。）、《郭店楚简文字编》(1999)（注：文物出版社，2000。）简单明了，字形清晰。但释字或有疏误，白于蓝已有专文订正(2000)。白于蓝硕士学位论文《包山楚简文字编》(1995)释字精审，多有创获，但未能公开出版，流布不广。张光裕、黄锡全、滕壬生主编的《曾侯乙墓竹简文字编》（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96。）也可归入楚文字之列。全书摹释精确，体例完备，很好地补救了曾侯乙墓竹简照片模糊不清之弊。　　汇编形式的字编常常是简、帛合编。葛英会、彭浩的《楚简帛文字编》(1992)（注：日本东京书店，1992。）成书较早，在日本出版，中国内地罕见，影响不大。滕壬生的《楚系简帛文字编》(1995)（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是重要的资料汇编。此书有三大特点：一是资料非常丰富，尤其是尚未公布的出自湖北江陵天星观、秦家嘴、范家坡、砖瓦厂等六批竹简，在这里首次露面，这是本书的最大看点。二是收字丰富，下附辞例，甚便读者。三是摹写认真，字形基本可信。但此书对最新研究成果吸收不够充分，释字或有疏误。李零长文《读楚系简帛文字编》(1999)（注：出土文献研究》第五辑，文物出版社，1999。）对书中不足多有订正。　　郭若愚的《战国楚简文字编》(1994)（注：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是仰天湖和信阳两批竹简的文字汇编。全书摹写很好。由于成书较早，限于种种条件，释字上没有突破。　　文字编是基础工作，但如果对文字不作深入研究，只是堆砌材料，粗制滥造，不仅会大大降低其自身学术水平和使用价值，而且使对这一类著作的信誉受到伤害，不可不慎。　　从理论上探讨楚文字的构形、特点、流变等的论著不很丰富。李运富的《楚国简帛文字构形研究》(1997)（注：岳麓书杜，1997。）是这方面的力作。全书对楚文字的构形分析细致，凸现楚文字特点，对文字理论很有贡献。   楚国玺印、货币及其它文字的研究综述 古玺文字在战国竹简问世之前，算得上是战国文字的大宗。自罗福颐主编的《古玺汇编》(1981)《古玺文编》(1981)问世，就越发引人注目。吴振武《〈古玺汇编〉释文订补及其分类修订》(1983)（注：《古文字论集初编》，香港中文大学，1983年。）、《〈古玺汇编〉校订》(1984)（注：《〈古玺文编〉校订》，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4。）把古玺文字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对战国文字研究贡献十分突出。　　对楚国玺印文字的考释，多散见于战国玺印文字丛考及在其它古文字考释中。专门讨论楚玺的论著并不很多，李学勤《楚国夫人玺与战国时的江陵(1982)（注：《江汉论坛》1982年第7期。）、《“＠(35)”字与真山楚官玺》(2001)（注：《国学研究》第8卷。）、李家浩《楚国官印考释（四篇）》(1984)（注：《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楚国官印考释》（注：《语言研究》1987年第1期。），汤余惠《楚玺两考》(1984)（注：《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郑超《楚国官玺考述》(1986)（注：《文物研究》第2期，1986。），刘钊《楚玺考释六篇》(1999)（注：《江汉考古》1991年第2期。），林清源《楚国官玺考释（五篇）》(1997)（注：《中国文字》新22期，1997年。），肖毅《古玺所见楚系官府官名考略》(2001)（注：《江汉考古》2001年第2期。），何琳仪《楚官玺杂识》(2002)（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等文或考字形或考官制，各有所获。　　在古玺研究的各种论著中，论及楚玺内容，考释楚玺文字的很多，有些是楚文字研究的重要成果，限于篇幅，在此引述从略。　　把楚玺文字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加以深入研究的条件已经具备。一是楚玺材料不断增加，传世的、出土的续有面世；二是研究成果也有了较丰富的积累。我们期待着一部《楚玺研究》之类的著作早日问世。　　楚国货币品类不是很多，货币文字数量也不很大。主要的论著有李家浩《试论战国时期楚国的货币》(1973)（注：《考古》1973年第3期。）、骈宇骞《试释楚国货币文字“巽”》(1986)（注：中国古文字学年会论文，1979。）。陈剑《释“＠(36)”》(2002)（注：《李学勤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纪念文集》，2002。）楚国货币文字拓本集中收录在汪庆正主编的《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中。黄锡全《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释文校正》(1992)（注：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1993。）一文对其中释文错误详加考正。　　楚国文字中虽然还有棺木烙印，马甲刻文，木剑墨书、陶文封泥，但都是只言片语，十分有限。对他们的研究很少专门论著，在此就不再详述。   楚文字的综合研究综述 　　第一篇把战国文字作为一个独立研究对象予以专文论述的是李学勤的《战国题铭概述》(1959)，这是战国文字研究的奠基之作。文章把战国文字分为五系，分别论述，楚是其中之一，这也是楚文字综合研究的开端。战国文字发展到今天，已是古文字中最具活力的一个研究领域。何琳仪的《战国文字通论》(1989)、《战国古文字典》(1998)汤余惠主编的《战国文字编》(2001)皆为煌煌巨著，由此可见战国文字研究迅猛发展之一斑。这些战国文字综合性研究论著中，都有关于楚文字研究的内容，尤其是在后二种大作中，楚文字占据着主体的地位。但是把楚文字做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综合研究的论著并不很多。据介绍，台湾许学仁的硕士论文是《先秦楚文字研究》(1979)（注：另据有关文章的引文可知，台湾另有林清源《楚国文字构形研究》，东海大学博士论文，1997：许文献《战国楚系多声符字研究》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这是我们知道较早的楚文字专论，惜未见其稿。内地有些学者也开始一些探索。黄锡全《楚系文字略论》(1990)（注：《华夏考古》1990年第3期。）、陈松长《楚系文字与楚国风俗》(1990)（注：《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罗运环《论楚文字的演变规律》(2000)（注：《古文字研究》第22期，2000。）等文或未能展开，或浅尝辄止。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单薄。　　象曾宪通《楚文字释丛》(1996)（注：《中山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刘钊《释愠》(1998)（注：《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这样的综考楚文字的文章收获颇丰，而且愈见其多，在此不一一列举。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楚文字研究的深入，不仅楚国铜器、简帛等疑难字考释有所突破，而且也推进了甲骨文、西周金文的研究。裘锡圭《以郭店〈老子〉简为例谈谈古文字的考释》(2000)（注：《郭店简与儒学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据楚简中的“视”区别出金文、甲骨文中的“见”和“视”；赵平安《从楚简“娩”的释读谈到甲骨文中的“娩＠(37)”》(2001)（注：赵平安《从楚简“娩”的释读谈到甲骨文的“娩＠(37)”——附释古文字中的“冥”》，《简帛研究2001》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释“＠(38)”及相关诸字——论两周时代的职官“＠(39)”》(2001)（注：《古文字研究》第24辑，中华书局，2002。）、《“达”字两系说——兼释甲骨文所谓“途”和齐金文中所谓“造”字》(2001)（注：《中国文字》新27期，2001。）、刘钊《利用郭店楚简字形考释金文一例》(2001)（注：《古文字研究》第24期。）都是这方面的成功之作。楚文字的大量发现，为考释甲骨文和金文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另一方面，楚文字的深入研究也加深了人们对传抄古文和隶定古文的认识。黄锡全的《汗简注释》（注：《汗简注释》，武汉大学出版社。）、徐再国的《隶定古文疏证》(2002)（注：《隶定古文疏证》，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都引用了大量的楚文字材料。这方面的研究大有可为，尚待深入，有必要专门就战国楚文字与传钞古文、隶定古文作比较研究。八十年的楚文字研究，已经取得了十分可观的研究成果。已公布的材料，尚有很宽广的研究余地，即将陆续公布的材料，研究范围更无法估量，楚文字研究的前景十分广阔。我们以为下列问题应引起重视。　　一、对现有材料需要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首先是字形的整理和研究，各批资料单独字编要继续做好，可见楚文字全貌的《楚文字编》也十分重要。拙作博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楚文字编》(1997)把楚文字各种载体上的文字综合整理，汇为一编。此稿经修订增补，即将出版。抛砖引玉，希望对楚文字研究有所补益。　　二、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应当汇聚整理成《楚文字诂林》，以便学者。　　三、继续扩展楚文字的研究范围，以楚文字考释成果为契机，上探甲骨文、金文，下究传抄古文、隶定古文，互求互证，把古文字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四、注重与其它四系战国文字的比较，充分揭示楚文字的特点。　　五、把楚文字做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系统研究，及早弥补、充实楚文字理论研究这一薄弱环节。　　六、及时公布新材料，促进学术的进步和繁荣。　　［收稿日期］2002-10-07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启的繁体　　　　＠②原字车的繁体　　　　＠③原字舟加（夸中去二）　　　　＠④原字舟加宗　　　　＠⑤原字为的繁体加阝　　　　＠⑥原字孙的繁体　　　　＠⑦原字黑加敢　　　　＠⑧原字亻加朋　　　　＠⑨原字邋去辶　　　　＠⑩原字艹下加为的繁体　　　　＠(11)原字猎的繁体　　　　＠(12)原字今下加酉　　　　＠(13)原字钟的繁体　　　　＠(14)原字金加（傅去亻）　　　　＠(15)原字亻加文　　　　＠(16)原字书的繁体　　　　＠(17)原字血加阝　　　　＠(18)原字我加阝　　　　＠(19)原字宴去宀加阝　　　　＠(20)原字般下加木　　　　＠(21)原字虎去几加豆　　　　＠(22)原字臼下加工　　　　＠(23)原字万的繁体　　　　＠(24)原字儿的繁体　　　　＠(25)原字夸中去二　　　　＠(26)原字香加覃　　　　＠(27)原字眷去目　　　　＠(28)原字王加冢　　　　＠(29)原字木加（沛去氵）　　　　＠(30)原字氵加云　　　　＠(31)原字笙下去生加敝　　　　＠(32)原字辶内加（廿下加币）　　　　＠(33)原字觏去见加斗　　　　＠(34)原字纟的繁体加穆　　　　＠(35)原字木加豆　　　　＠(36)原字殿去殳　　　　＠(37)原字女加力　　　　＠(38)原字沈去氵下加臼　　　　＠(39)原字酉（加沈去氵下加皿）

日期：[ 2009-01-22 ] 阅读：6289

    迄今为止，中国有确切纪年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公元前841年，即西周共和元年。为了解决夏商周断代问题，中国政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决定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试图通过采用考古开发、文献解读和现代化的碳十四年代测定技术攻克这一难题。在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2000年11月9日，课题组领导和首席科学家们在北京正式举行“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新闻发布会，从而给出了“三代”纪年的一个大概框架： 夏：    公元前2070年-1600年  商：    公元前1600年-1046年 西周：  公元前1046年-771年     当然，由于近百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的成绩，商后期到西周这段时间的年代区分比较详细一些，商前期至夏始年的年代确定由于文献记载的分歧和碳十四测年技术本身的误差范围的存在，还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然而，在国际汉学界，夏朝到底存在不存在？是神话还是历史？这些问题始终还都是疑问。在国内史学界，夏朝的文字在哪里？夏朝的都城在哪里？这些问题也在时时地困扰着相关的学者们。     笔者最近在《也谈古汉语系词的产生和发展》一文当中对于陶寺遗存当中的一个残破扁壶上的文字进行了识读，2007年6月22日晚上，笔者在阅读由李学勤主编、孟世凯副主编、詹子庆写作的《夏史与夏代文明》[1]一书的第四章时，突然受到启发，发现这个残破扁壶应该是大禹家族或国号相关的物品，那么，发现这个物品的地点附近就一定是早期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而陶寺附近发现的都城，应与大禹有关。     如果这些结论成立，那么，测定扁壶及其发现地的其他物品的碳十四含量，就有可能得到更可靠的夏始年的测年结果，关于夏朝的“神话说”就会破产，相关的历史文献的可信度就会大大提高。 （一） 为什么说扁壶是大禹的家族用品？     对于陶寺文化这个扁壶上的两个字，学界对于“文”字的释读早已没有疑问，但是，对另外一个“字符”的释读则自出土的二十多年来始终没有结果，一直被当作一个“原始卦象符号” [2]来对待。笔者认为，这个字是“是”字，用为“氏”，且早于“氏”，即应为“氏”的本字，字义来自古代先民的尊天崇日情节。[3]或者说，古人最早对于不同氏族的人们的区别就来自于“是”与“不是”的判断。     笔者注意到，《夏史与夏代文明》第四章引用了《大戴礼记•帝系》及《山海经•海内经》的两句话：     “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大戴礼记•帝系》）     “皇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山海经•海内经》）     这两句话当中的句读很有学问，大概是作者认为“鲧产文命是为禹”与“白马是为鲧”不可以断为“鲧产文命，是为禹”和“白马，是为鲧”，所以就没有加标点。笔者由于此前对“是”字的古义进行了研究，认为上古作为判断词的“是”在用于句首时是具有“代词+系词”的特点的，不是孤立的代词，所以，认为“是为禹”和“是为鲧”的句读方式是有问题的，现行的古汉语语法对于这一点的处理有误解，但是，像引文这样干脆不加任何标点，句意也是模糊的，所以，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研究。     笔者感觉到，这里的“是”就应该释为“氏”。于是核对了笔者手头的《大戴礼记•帝系》原文：     少典产轩辕，是为黄帝。黄帝产玄嚣，玄嚣产蟜极，蟜极产高辛，是为帝喾。帝喾产放勳，是为帝尧。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蟜牛，蟜牛产瞽叟。瞽叟产重华，是为帝舜；及象产敖。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娄鲧出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为无康，为句亶王；其中之名为红，为鄂王；其季之名为疪，为戚章王。……[4]     笔者将这段文字当中的“是”标为蓝色；“氏”标为红色；“为”标为绿色，是为了便于比较说明的缘故。应该说明的是，笔者为了说明问题，只摘取足够数量的有代表性文句，引文有删节。从文中可以看出，“是”与“氏”是混用的，那么，这里就有这样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到底是“是”从“氏”还是“氏”从“是”呢？这其实是一个古已有之的老大难问题。王引之认为“谓之嫘祖”一句的“氏”应该属于下文，即：“氏产青阳”之“氏”读为“是”，这就等于将“氏”（是）当作代词看待。俞樾认为，上文有“是为帝喾”、“是为帝尧”的用法，下文有“是为昆吾”、“是为参胡”的用法，本篇“是”字共出现十一次，都不假借“氏”字，为什么“是产”的“是”要假借“氏”字呢？因此，他认为这里的“氏”字应该上读（即放在所添加的逗号前面），称为“嫘祖氏”为好。该书的主要作者黄怀信先生认为，这个“氏”不必读为“是”，从而否定了王引之等人的说法，采用了俞樾的说法。     笔者以为，对于原文用“氏”的地方，明确其不为“指示代词”“是”是正确的，可是，对于其他地方的十一个“是”，确定其为“指示代词”就有很大问题。从作者的句读来看，显然是将“是”看作“指示代词”了，但是，正如笔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上古的“是”从来不独具“指示代词”的作用，而是在句首时起“代词+系词”的作用，那么，“是为”放在一起就有两个具有重复的“系词”系词功能的字同时出现，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笔者的结论是：所有的“是”都应该“上读”，即文中所有的“是”都应该释为“氏”：     少典产轩辕是（氏），为黄帝。黄帝产玄嚣，玄嚣产蟜极，蟜极产高辛是（氏），为帝喾。帝喾产放勳是（氏），为帝尧。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氏），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蟜牛，蟜牛产瞽叟。瞽叟产重华是（氏），为帝舜；及象产敖。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氏），为禹。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娄鲧出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为无康，为句亶王；其中之名为红，为鄂王；其季之名为疪，为戚章王。……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移回到陶寺的扁壶上来：这两个字不是一个句子，而是一个词组，不可能为系词，说明这个“是”所起的作用与“氏”无异。从帝尧可以称为陶唐氏；帝舜可以称为有虞氏等来看，禹被称为文命氏也无可厚非。史书上关于“XX氏”的称法有些混乱，比如《史记》有“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又说：“有土德之瑞，故号皇帝。”司马迁将“轩辕”称为“名”，而将“黄帝”称为“号”，说明人们在汉代就有将古人名号混淆的倾向。比如，对“少典”到底是人还是国号，汪照引《索引》曰：“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笔者以为，三代凡以“氏”（是）称谓者，都是古帝王的谥号，从《大戴礼记•帝系》上面的引文来看，凡不是帝王的，均不加“是”字，就说明了这一点。比如，对于禹的父亲鲧就没有加“是”，说明这其中是有分寸的。《史记》、《尚书》和《大戴礼记》等文献都认为禹“名”“文命”，这绝不是偶然的、毫无根据的。《山海经》曾经以神话的方式这样描写鲧和禹的治水过程：“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这里两次提到“命”，一次提到“令”（古“命”与“令”同源），说明“文命”不是禹的名字，而是谥号，即禹的后人在禹逝世之后，根据他的治水功绩和当时人们的信仰，用“文命”号之。许慎在《说文》中曾经以：“错画也，象交文”来解释“文”，被普遍理解为“文”字的笔画具有交叉的特点，像交错的花纹的样子。其实，这是可以商榷的，“错”通“措”，“错画”完全可以理解为“想方设法以达到某种目的”的意思。“象交”二字可以说明这一点：“象”是模拟、效仿的意思，交是托付的意思，因此“象交”就是“按照某人意旨完成某事”的意思。“文命”正是指大禹的一生按照“帝”的旨意完成了治水大业的意思。如此来看，传说中的“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都是“谥号”，表明这几个人的历史功绩，而不是人名。王国维曾经提出过考古学的“二重证据法”，即传世文献与地下出土文物相互印证的方法，为学界所广泛接受，我们不妨探讨一下陶寺扁壶是否能够起到这种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图1可以看出，扁壶在“文”和“是”之间恰好破损，有一个比较大的缺口，我们完全可以推断这里可能丢掉了一个字：“命”。由于这个字处于扁壶的较窄的面上，接近颈部又有较长的斜面，这个字的位置有可能较“文”偏下。此外，甲骨文“命”与“令”为同一个字：“ ”，“文命”实际上有可能是“文令”。由于我们见不到实物，只能从照片做一点探讨，这就很有局限性，然而，这种探讨也是必要的。图2是图1的局部，用绿线圈起来的部分似乎存有红色笔画痕迹，而且，这个痕迹与“命”字右上和右下部分的笔画特点有一定的相关性。   在图3中，我们将其中的“文”字以1：1的比例复制到缺口处，这样可以给我们一个大致的概念：我们说这里缺少一个字完全是可能的。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扁壶上仅仅有两个字，写成阴阳文（有文章说“是”字也是“朱书”）似乎没有太大的必要；相反，如果它上面有三个字，为了区别多字谥号与表示“氏”的“是”字的区别，写成阴阳文就顺理成章了。 （二） 为什么说陶寺附近是大禹曾经住过的都城？     如前所述，中国有确切纪年的历史仅可以上溯至西周共和元年，所以，学界许多学者一度持有“东周以上无史”的观点。具体到一部“夏史”，则更是长期处于“传说”还是“信史”的混沌之中。甚至连历史上有否大禹其人也是有人持怀疑态度的。顾颉刚先生就曾经认为禹是九鼎上的一种动物，而不是人。     关于夏人最早的活动地域，也是众说纷纭。据《夏史与夏代文明》一书的介绍，关于这一点，学界目前至少存在五种不同的观点：豫西说、晋南说、山东说、东南地区说和四川说。占主流的观点是豫西说，这也是该书作者所赞同的观点，“其文献依据是：《逸周书•度邑》（《史记•周本纪》同）：‘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是指伊水、洛水之间。另外，依据文献‘禹居阳城’、‘禹居阳翟’说，前者考证为今河南登封告成镇（这里发现王城岗遗址，出土印上‘阳城仓器’戳记的陶器），而后者考证为今河南禹州市。考古学家认为：豫西一带分布着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遗址，它们都是属于夏文化性质。” [5]关于其他几种观点，因为离题太远，笔者不予介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该书的有关章节。而对于晋南说，笔者将在本人的论证当中一并叙及。     陶寺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境内，正是“晋南”地界。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襄汾陶寺遗址进行了发掘，获得许多重大发现。朱乃诚用“‘王者’风范”、“王气”等词汇来描述陶寺遗址墓主的地位，因为仅在“1978-1985年的第一个发掘阶段中就发现距今3950-4550年的墓葬1300多座，其中6座大墓（一说9座，可能发现有先后所致——笔者注）的随葬品，有鼍鼓、土鼓、特磬、列刀、彩绘陶器、彩绘龙纹陶盘、彩绘木器等大批礼乐器”。[6]苏秉琦指出，陶寺遗址就是一处古城，它所反映的社会发展水平是国内其他同时期遗址所难于比拟的。[7]     陶寺扁壶的年代当然也处于这个时间范围之中，如果我们能够证明这个写有“文（命）是”的扁壶就是大禹家族的用品，那么，夏代的发源地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遗憾的是，笔者没有机会见到原物，手头的资料无法说明它确切的出土地点，是墓葬还是古城遗址？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是前者，我们有机会证明这个墓就是大禹墓，而其他几座大墓则有可能是其他五帝当中某些大人物的墓地，这样，夏文化的起源问题就水落石出了。对于扁壶进行碳十四测年，则可以确定夏朝的大致起始年代，因为一般认为是启建立了夏朝，而不是禹。     以大半生时间致力于《尚书》研究的刘起釪先生是晋南说的积极倡导者，他以雄厚的训诂功底对“夏”、“华”、“华夏”、“夏墟”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考证，针对许慎《说文解字》的“夏，中国之人也”，他以雄辩的论据说明“夏是冀州之人”，而且，冀州的原始地境在晋南。这个结论排除了许慎之“中国”的广泛概念，将最初的中国文化发源地集中在一个相对小的范围之内，这应该是符合四千年以前的实际情况的。他进一步论证夏人西起晋南，然后东进豫境，即夏文化的中心最早是在晋南，后来才扩展到河南西部地区。《国语•周语下》认为：“其在有虞，又崇伯鲧。”韦昭在注中认为，“崇”就是嵩山，所以许多学者据此采纳豫西说，刘起釪先生认为这是错误的，他根据高炜、高天麟、张海岱等学者的研究结果，肯定所谓的“崇山”不是嵩山，而是晋南襄汾东南的塔儿山。[8]     关于陶寺遗存的族属问题，高炜认为：“陶寺类型文化是黄河中游文化摇篮固有的古老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关于陶寺墓地的人骨鉴定，同样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目前的考古材料还不足以确定陶寺遗存的族属，但有些出土物为探讨族属问题提供了线索，其中以彩绘蟠龙陶盘最为重要。从出土情况看，龙盘的规格很高。” [9]这说明，对于陶寺遗存，大家都认为其不简单，有“王气”，但是唯一缺乏的就是文字方面的证据：这个或这些王者是谁？。     说起来，陶寺扁壶的出土也有二、三十年了，但是，由于长时间以来，“是”字没有被识别出来，严重影响了陶寺遗存族属问题的确定，而今，我们已经清楚这个“是”就是“氏”，为陶寺族属的确定找到了十分有利的证据。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十分肯定“文（命）是”当中那个“命”在陶罐上存在，但是，考虑到古人对帝王姓氏的尊重以及当时姓氏不可能复杂化（比如，那时不可能有“百家姓”）的特殊情况，尤其是在一个相对广泛的地域不可能有相互不认识的、不知道有否亲族关系的同姓人家的情况的前提下，笔者认为一个“文”字也足以说明这个扁壶与大禹家族有直接的关系。在我们一直认为尚没有找到夏文字的情况下，仅有的两个与“夏文字”直接相关的字竟然与大禹的别号有三分之二的相关度，这是十分说明问题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时的文字普及程度一定相当有限，能够写出不次于甲骨文、楚简文字水平的“文”字和具有相当熟练度、具有行书特征的“是”字的人，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分子”，他必定是一个皇家御用的“知识分子”。     因此，陶寺扁壶文字对于夏文化起源于晋南说来说，是一个比其他出土文物更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反之，其他发现对于陶寺扁壶为大禹家族用品说提供了辅助性的证据，因为它们无不显示陶寺文化的“王者”特征。 （三） 其他可能性    这里讲“其他可能性”，不是对自己结论的一种怀疑或否定，而是指与本文结论可以兼容的某些其他可能性。在距今3950-4550年这个为时长达600年的时间段中，陶寺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与大禹有关的历史处于晚期。因此，在大禹以前这里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的？学者们对此也有不同的猜测。     王文清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撰文指出，陶寺遗存可能是陶唐文化遗存，也就是说，陶寺文化可能与帝尧的时代有关。他认为，陶寺遗存的地望、年代和陶唐氏的地望、年代基本相符[10]。作者从多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证，现在看来，在同一个地望、600年的时间里，如果说禹的祖先也曾经生活在这里，当然毫不过分。     潘继安最近在《考古与文物》发表一篇题为《陶寺遗址为皇帝及帝喾之都考》，文章以“尧都平阳”说为标的，列出多种“证据”对其进行否定，并从多方面论证陶寺遗存为皇帝及帝喾之都。[11] 按照《中国历史演变长卷图示》[12]的标示，从黄帝到禹之间，也不过历时400年左右，根据《大戴礼记•帝系》的世系关系推算，时间更短，因此笔者以为，重要的不是争论陶寺遗存到底属于黄帝、帝喾、尧、舜还是禹，而应该致力于分清哪一期的哪些文物属于这些帝王当中的哪一位所在的时代。 （四） 结论     在认识了陶寺扁壶上的“是”字的基础上，笔者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认为该扁壶上的字应该是“文（命）是”，即大禹的别（谥）号“文命氏”；在此基础上，结合其他学者的夏文化始于晋南说，认为其他考古发现和扁壶上的文字支持这一观点。不仅如此，各种关系在时间和地点上也是出奇地互相吻合，这实在是难能可贵。通过这样的论证，我们可以知道许多传世文献关于黄帝、尧、舜、禹的记载是可信的。本研究对于进一步确定夏商周历史纪年有促进作用，对于确定上古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1]詹子庆：《夏史与夏代文明》，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第61-71页 [2]郑若葵：《解字说文》，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82页 [3]王连成：《也谈古汉语系词的产生和发展》，简帛研究网站（http://www.jianbo.org）2007年7月17日 [4]黄怀信主撰；孔立德、周海生参撰：《大戴礼记汇校集注》下，三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777-806页 [5]同[1]，第12页 [6]朱乃诚：《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10页 [7]苏秉琦：《谈“晋文化”考古》，《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8]刘起釪：《由夏族原居地纵论夏文化始于晋南》，《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52页 [9]高炜：《试论陶寺遗址和陶寺类型龙山文化》，《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 [10]王文清：《陶寺遗存可能是陶唐氏文化遗存》，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123页 [11]潘继安：《陶寺遗址为皇帝及帝喾之都考》，《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1期，第56-61页 [12]张伯镇编著：《中国历史演变长卷图示》，成都地图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3页 [2007年6月24日16：53初稿]

日期：[ 2009-01-22 ] 阅读：5738

    核心提示：良渚文化一直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曙光”，此前，良渚文化陶器出现的少量刻画符号和纹饰曾被认为与汉字的起源相关。良渚文化一直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曙光”，此前，良渚文化陶器出现的少量刻画符号和纹饰曾被认为与汉字的起源相关——这一猜想昨天又添佐证，早报记者昨天从浙江省考古研究所获悉，该所日前在杭州市临平玉架山遗址发现一件刻有两个符号的刻符大玉璧。这是浙江省境内首次经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的良渚文化“刻符玉璧”，而这样的“刻符玉璧”目前国内仅4块。对于良渚文化的刻符，一些学者甚至以“汉字的黎明”来作比喻。     12月13日，杭州市临平玉架山遗址发现一件精心打磨得光滑如镜的大玉璧，距今约4000年，其直径为24.6厘米、厚约1.5厘米，属透闪石-阳起石系列软玉，厚重，圆大，精美。在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仔细辨识后确认，该玉璧上有2处刻符，一处位于玉璧正面，另一处在玉璧内凹边缘。考古专家初步认为，这2个刻符很可能是史前文字符号，相当于后来出现的文字；也可能反映某种宗教信仰，或大型宗教活动场景。这对于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宗教刻符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此前良渚出土的陶器上发现过不少刻符，但与玉器上的刻符不能比。”浙江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曹锦炎表示，过去在浙江省的良渚正式考古发掘中的玉器从来没有发现过刻符。“因为当时陶器的制作不受限制，陶器上的刻符可能很多是陶工制作时留下的一些记号；而玉器在良渚时期，只有上层贵族、有权势的人才能使用。所以上面的刻符，第一，不是随便谁都能刻；第二，刻上去一定有它的意义。” 　　据了解，“刻符玉璧”非常稀罕，此前浙江省只从民间收集到一块，一直存放在浙江博物馆。今年10月良渚文化博物馆新馆开馆，这块“刻符玉璧”被作为该馆镇馆之宝进行展出。“刻符玉璧”直径约为24厘米，正面雕有精细的“鸟立高台”纹饰，表层刻纹浅到只有用显微镜才能看清楚，正因如此，展出时还配以放大后的清晰样图。 　　据了解，出土刻符大玉璧的玉架山遗址16号墓位于杭州市余杭经济开发区，在2007年发现的良渚古城遗址以东大约20公里处。该古城四面被城墙包围，城墙宽40-60米。城中心是莫角山，学者们认为是良渚时期的中心，住着统治整个良渚文化区域的“王”。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丁品表示，良渚文化辐射整个太湖流域，包括浙北、苏南等地。如果把良渚文化辐射区域看成是一个“国家”，良渚古城就是这一国家的中心，像现在的首都北京。那么发现“刻符玉璧”的玉架山遗址，就是这个“国家”非常重要的大城市，可以看成现在的上海。 在该遗址除出土“刻符玉璧”外，还有包括玉冠状器、玉璜、玉镯、玉管串等50余件玉器。其中，以一件高约4厘米、上端宽约8厘米，形如冠帽，造型状若良渚文化“神徽像”上的羽冠的玉冠状器最为珍贵。据了解，玉冠状器一般只见于良渚文化规格较高的大型墓葬中，而且在每一墓中都具有惟一性，每墓最多只有一件玉冠状器出土；只有地位较高的人物才有资格佩戴玉冠状器，而戴着“神冠”的巫师和首领俨然成为神的化身。 此前，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些陶器上共发现十多个字。从良渚文化的器物上，能清楚地看到良渚文化时期反山琮王刻符、余杭南湖陶罐的十一个图文及澄湖良渚陶文、马桥宽把杯图文已经有了文字(图文、刻符、绘画)，即在良渚文化的鼎盛时期文字(图文、绘画) 已经形成。 　　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刘斌研究员认为，良渚刻画符号都表达了一定的内涵，已经具有文字的性质，在文字的发展历程中，应当处于从原始记事符号到文字产生之间的过渡阶段，是初期象形文字。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平研究员此前表示，“良渚文化刻符”被认为具有“前文字”的性质，有的刻符近似于装饰性图案，但它们出现在器物的部位和重复程度和可能具有的“语境”与图案有明显区别，商代甲骨文的出现，其中必然包括了良渚刻符的加入，良渚刻符应当是汉字间接的祖先。  

日期：[ 2009-01-22 ] 阅读：5263

　　 中国古玺起源于劳动工具———印模。河南舞阳贾湖史前聚落遗址出土的“十”字形陶印（模）、河南渑池郑窑第三期文化遗存所出的“田”字边款圆窝纹陶印（模）是古玺的“雏形”，是我国玺印滥觞期的代表作，距今已8000余年。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从西安半坡陶器片上的刻画符号算起，已达六七千年的历史；如从商代都城遗址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来说，也有3000多年的时间。中国的雕刻文字，最古的有殷商的甲骨文，当时已有人能用刀在甲骨上熟练地契刻成篇的文辞。甲骨文以刀代笔，刻画爽利，线条洁净，字形生动，书法峻峭挺拔。到了商代中晚期以后，随着社会对冶炼铸造青铜器技术的熟练掌握和运用，人们又开始用“翻砂”和“拨蜡”法在青铜器皿上铸印出文字。这种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后代称之为“金文”。在商代就有了类似于后来印章的一种“印模”，这是当时铸造青铜器时在上面铸印图案和徽记所用的“模子”。凡在金铜玉石等素材上雕刻的文字称之为“金石”，玺印即包括在“金石”里。 　　古玺是先秦印章的通称。它的起始期，应在夏商周三代。山东潍坊“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草字双印红陶罍”颈部压印的两个同文印迹，证明夏代已有文字玺使用。三代以后，“印者，信也”，玺印已成为权力的象征与凭信。《后汉书·祭祀志》记载：“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 　　古玺，是商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当时，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需要一种人与人往来的凭证和经济交往的信物，起初只是作为商业上交流货物时的凭证。后来扩大为为表征当权者权力的法物，作为代表政权的标志，统治人民的工具。那时，官员以佩玺来显现自己的权力和身份；政权信函往来，则在封口的泥块上用玺钤印，以防人偷看。古玺印面文字风格奇特，章法多变。 　　20世纪30年代中期有三方青铜“商玺”出现，为北京尊古斋黄浚先生所得。当代著名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在1940年出版的《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中，收有这三方古玺的钤本照片。相传这三方古玺出土地为河南安阳殷墟。当代考古学者徐畅考证后认为，它们是商代武丁到祖庚朝诸侯的权力信物。三方古玺共同的特点是：形状呈方形，都有边框，玺面都有文字，文字安排上重视对称，富有装饰性，显现出粗犷朴素的文字美，凝聚了商代劳动人民的艺术智慧。

日期：[ 2008-12-16 ] 阅读：5732

　　 　　 熊建平摄 　　 　　 近日，我市济阳县第三次文物普查组在曲堤镇文物普查中，发现了商代占卜用的卜骨。 　　 该卜骨是在济阳刘台遗址发现的，经有关专家鉴定确认是商代牛的肩胛骨。骨残长9.2厘米，宽7.4厘米，厚2.5厘米。骨的左下角用刀割去一角，骨背上方有三排三纵8个钻孔，其中有6个钻孔有明显的烧凿痕迹，由于火烧力度不够，正面兆纹不甚清晰。无独有偶，在刘台村北的卜家，发现了孔子的弟子卜商(字子夏)的石碑，卜氏是文献记载最早的占卜(算卦)姓氏，将两者联系起来，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铭告诉记者，济南地区极少出土商代卜骨，这次在济阳的商代遗址——刘台遗址中发现了卜骨，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 　　   　　 （记者 钱欢青 通讯员 熊建平） 　　

日期：[ 2008-12-16 ] 阅读：4782

　　 殷商文化蕴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甲骨学研究、商史研究和殷商考古。她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问，其研究的内容是三千多年前殷商时代的历史文化，而研究的历史至今才100余年。一百年来殷商文化研究取得了辉煌成就，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成为一门举世瞩目睥国际性学问。百余年来殷商文化历史，目前根据绝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基本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甲骨文的非科学发掘和甲骨学的草创时期；殷墟的科学发掘和甲骨学的发展时期；殷墟科学发掘的持续开展和甲骨学深入研究时期；殷商文化全面深入发展时期。 　　 一、甲骨文的非科学发掘和甲骨学的草创时期（1899-1928） 　　 从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开始对安阳殷墟进行科学发掘，这一时期经历了文字的识读、断句、初步的考释和研究，并进行了对甲骨文的出土地探寻，确定了甲骨文所处时代和安阳小屯为殷墟所在地。 　　 1899年，王懿荣患病欲服服龙骨，识读了龙骨上的刻划，乃是殷商时代的文字，从此“龙骨”身价倍增，小屯居民、古董商人、文人学士，竞相挖掘贩卖、收售收藏甲骨文。据董作宾、胡厚宣《甲骨年表》记载：从1904年冬至1928年春，有名有姓并知动身的甲骨私人发掘就有十余次。 　　 与王懿爬山同时识读、收藏甲骨文的还有王襄（1876-1956年）、孟定生、刘鹗（1857-1909年）等人。刘鹗收藏甲骨约5000余片，1903年他选录刊印《铁云藏龟》一书，这是甲骨文资料著录的第一部著作，扩大了甲骨文资料的流传范围，使古文字学家获得了研究甲骨文的机会，标志着甲骨文从学者书斋中的“古董时期”进入了“金石时期”，有着重要意义。 　　 这一时期，从事甲骨文收集和研究的还有不少外国人，如日本人林泰辅、英国人金璋、其中成绩最突出的当属加拿大人明义士。明义士（1885-1957年）原名詹姆斯·梅隆，是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1910年来华、1914年到安阳传教。他利用地利之便，“游于洹水南岸，考察殷墟出土甲骨文字情形。自此以后，频往调查搜求，所获颇多”，自称有甲骨5万片，实际有3万5千余片。1917年他编印出版《殷墟卜辞》，同时还出版了《商代文化---殷墟甲骨》，系统介绍了殷墟的甲骨文。 　　 1904年，《铁云藏龟》出版仅一年，著名学者孙怡让据以研究，写出了第一部研究著作《契文举例》。今天看来，书中多有谬误不确之处，但毕竟是第一部考释著作，仍有重要意义。 　　 “甲骨四堂”中的两堂：雪堂罗振玉（1856-1940年，江苏淮安人）、观堂王国维（1877-1927年，浙江海宁人)在这一时期为甲骨学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罗振玉收集了大量甲骨文，并探明了甲骨出土地是安阳小屯，而非其它地区，并派他的弟弟罗振常等亲友长年驻守安阳从事收集，后来他曾亲自到安阳小屯实地考察。1911年他出版了《殷墟书契后编》、《殷墟古器物图录》等著作。1914年，罗振玉在王国维的协助下，出版了《殷墟书契考释》，该书考定了帝王22位、先妣14位、人名78个、地名193处、文字485个，在甲骨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甲骨文研究进入了“文字时期”。 　　 在文字考释的基础上，学者们开始把甲骨文作为史料研究商史，这一时期成就最突出的当为国学大师王国维。他不仅在文字考释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而且还对商周的礼制、都邑、地理等方面进行了研究。1917年他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把甲骨学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标志着甲骨文研究已由“文字时期”进入了“史料时期”。在这两篇著名论文中，他考证甲骨文中出现的先公先王和父、兄之名和《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基本相同，这就证明了甲骨文乃殷代之物，不仅大大提高了甲骨文的学术地位，也证明安阳小屯乃是湮没了三千多年的殷墟。 　　 二、甲骨文的科学发掘和甲骨学的发展时期（1928-1949） 　　 所谓“科学发掘”，是指政府派出学术机关采用近代科学方法的发掘。1928年至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言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组织了15次科学发掘，是我国学者首次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对古文化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其时间之久、规模之大、收获之丰富，在我国考古学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考古史上也不多见。国外有学者曾这样评论：“安阳殷墟发掘工作堪与苏利曼（Hernrieh Schliemam)的特洛伊（Troy）遗址发现媲美。因为这一不朽的发掘所得到的证据，使传说中的商朝成为信而可证的史实，正如苏利曼使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由虚构成为真实。”殷墟发掘不仅标志着中国传统的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转轨，奠定了我国现代考古学基础，也使甲骨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规范了甲骨学未来发展道路，从而为新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5次发掘通过西方近代考古学和中国传统金石学相结合，从而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开始形成。与此同时，由于近代考古学的科学方法引入了甲骨学领域，使甲骨学研究突破了传统石学和史料学的局限，进入了科学发展时期。 　　 15次殷墟科学发掘，共得甲骨24900多片。由于科学发掘有明确的坑位和层位的记载，并伴有出土物，因此比传世的甲骨文更具有史料价值。殷墟科学发掘还发现了殷都的王宫区、平民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殷王陵和众多的一般墓葬，并获得大量的青铜器、石玉器、陶瓷器、骨蚌器等珍贵文物，为搞清殷墟的布局、研究殷商的历史奠定了基础。因此，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曾指出：“安阳殷墟是中国考古学的发祥地。70年前开始的殷墟发掘，是我国学术机关第一次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在我国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并且证实，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已经存在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为因疑古思潮而陷入迷茫的中国古史研究开辟了广阔天地。”（李铁映《殷墟发掘70周年学术纪念会贺信》1998年10月20日） 　　 据胡厚宣《殷墟发掘》，石璋如《殷墟发掘简表》，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等资料统计，从1928年至1937年的15次殷墟发掘中，先后参加的人员有董作宾、郭宝钧、李济、斐文中、梁思永、石璋如、尹达、许敬参、马非百、胡厚宣、夏鼐、高去寻等40多人。 　　 三、殷墟科学发掘的持续开展和甲骨学深入研究时期（1949-1978） 　　 这一时期，新中国的甲骨学研究进入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新阶段，老一代学者继续努力，新成果不断涌现，并言传身教，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新的学者。在殷商文化研究方面的成就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殷墟科学发掘的持续开展、妇好墓的发现、小屯南地甲骨文出土等成果丰富。在集中、整理、公布甲骨文材料方面取得了更大成就，《甲骨文合集》的出版意义重大。这些成果，都引起国内外学术界高度重视。第二，在文字的考释、分期断代研究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深入，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于省吾的《甲骨文字释林》等著作，都有许多独到之处。第三，利用甲骨文资料，商史研究取得许多新的成果。第四，安阳殷墟以外的商代遗址的发现，如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湖北黄陂盘龙商城、河北邢台藁城商代遗址等扩大了甲骨学商史研究的领域。 　　 这一时期涌现的学者，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具有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精神和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在殷商文化园地里勤奋耕耘，取得许多可喜成果。他们“传道授业解惑”，大力培养接班人，在学术领域里起了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们之中主要有李学勤、姚孝燧、李民、裘锡圭、林沄、高明、王宇信、张永山、杨升南、王贵民、孟世凯、郑振香、杨锡璋、刘一曼、吴浩坤、潘悠、齐文心、陈炜湛等。同时，港台地区的饶宗、严一萍、张秉权、李孝定及日本、美国等国的学者贝冢茂树、岛邦男、白川静、池田末利、伊藤道治、松丸道雄、许进雄、吉德炜、尹乃铉、刘克甫等人，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四、殷商文化全面深入研究时期（1978年至今）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科学的春天”到来，我国学术事业得到迅速发展，殷商文化研究的队伍迅速扩大，一大批中青年学者成为研究的骨干和学科的带头人，许多新的成果不断地涌现，他们之中有谢济、彭邦炯、常玉芝、郑慧生、宋镇豪、王建中、刘源、范毓周、朱凤瀚、彭裕商、沈建华、王蕴智、常跃华、唐际根、何毓灵、李雪山、郭旭东等人。 　　 这一时期，甲骨学虽然取得许多辉煌成就，但“甲骨学的研究不是已经完成，而是刚刚开始，真正深入于甲骨研究的人会感到，这片园地虽然经过很多人开辟，仍然是满目丛莽，有好多很基本、很重要的问题尚待解决。”（李学勤《序<甲骨学通论>》）这种形势为新一代的甲骨学商史研究者提供了广阔天地，他们思维敏捷，善于接受新事物新观点，敢于提出和解决问题，积极进取，努力探索，很快取得丰硕成果。 　　 这一时期，为适应殷商文化研究全面深入发展和国内外学术联系的加强，一些研究殷商文化的学术团体和国际性的学术会议相继成立和召开。以研究殷商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先泰史学会和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以及安阳甲骨学会、江苏甲骨文学会等学术团体就是在这一时期相继成立的。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成立于1987年，老一代学者胡厚宣、夏鼐、张政锒、李学勤、斯维至、王玉哲、田昌五、李民、邹蘅、郑振得、游寿等是学会的发起人和中坚。当时尚处中年的学者王宇信、裘锡圭、张永山、杨升南、王贵民、杨锡璋、刘一曼、李绍连、聂玉海、郑慧生、宋振豪等成为学会最具活力的骨干。2004年在安阳召开的“中国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王宇信当选为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宋振豪当选为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秘书长。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成立后，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在安阳市及各地领导部门大力支持下，召开了一系列大型学术会议。1987年“中国殷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安阳召开，国内外学者120人参加会议。1989年“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安阳召开，国内外学者120人参加会议。1991年“夏商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洛阳召开，1993年“郑州商城与殷商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郑州召开，1998年“纪念殷墟发掘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安阳召开，1999年“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安阳召开，2004年“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安阳召开等。这一系列的学术会议，不仅交流了学术，推进了殷商文明研究的深入发展，也促进了安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经过100年的发展，在殷商文化研究成果日益丰富、殷商文化学科日趋成熟的基础上，这一时期殷商文化研究领域里，涌现了一些大型总结性的著作。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的1200多万字的鸿篇巨著《甲骨一百年》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课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重点课题《甲骨文合集补编》收集了《甲骨文合集》以外的全部甲骨文资料。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课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重点课题《百年甲骨学论著目》使人对殷商文化研究论著一目了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唐际根主编的《殷墟玉器研究》，刘雨、卢岩主编的《近出殷周金文集录》，胡厚宣主编的《甲骨文合集材料来源》，于省吾主编的《甲骨文字诂林》，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宋镇豪、段志宏主编的《甲骨文献集成》，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胡厚宣、胡振宇的《甲骨文与殷商史》，宋镇豪、刘源主编的《甲骨学与殷商史研究》，姚孝燧主编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等都是在殷商文化研究领域里带总结性的有重要意义的著作。 　　 上世纪80年代，在甲骨学全面深入研究的大好形势影响推动下，在甲骨文的故乡安阳也出现了一股甲骨热。安阳的文博系统、教育系统及其他相关部门，都有不少人利用业余时间开展甲骨学殷商史的研究。在书法艺术界，更有不少人进行甲骨文书法的创作和甲骨文的摹刻。适应这种形势需要，不少有识之士呼吁，建立一个有关的学术团体，以加强联系、交流经验、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经过反复的酝酿协调，征得有关党政领导的支持，于1986年成立了以党相魁为会长的安阳甲骨学会。学会聘请胡厚宣、王宇信为顾问，创办了会刊《甲骨学研究》，胡厚宣亲自题写了刊名。 　　 安阳甲骨学会创建以来，积极开展甲骨学殷商史的研究。不少会员在坚持搞好本职工的前提下，积极撰写论文。《甲骨学研究》已出版三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不少论文都被收入《百年甲骨学论著目》中。多数安阳甲骨学会的会员被吸收加入“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并多次参加有关的国际学术会议。为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出版的《甲骨学研究》第三集，收入论文40余篇，在“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交流，受到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的好评。 　　 特别可喜的是，安阳甲骨学会不仅出成果，而且出人才，尤其是学会成立时最年轻的一批会员焦智勤、朱爱芹等人如今成为活跃在国内外甲骨学殷商史研究领域内的重要力量，并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所在单位工作骨干。 　　 地傍殷墟的高等学府----安阳师范学院更是把甲骨学殷商史的研究当作自己重要的科学研究方向，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成立殷商文化研究所，不断地开展殷商文化研究。同时，还成立了殷商文化研究生班，着手培养人才。现在，首批研究生班学员大都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成为研究殷商文化的高层次人才。学报《殷都学刊》开辟了殷商文化研究专栏，不仅成为学校而且也成为全国殷商文化研究的重要阵工，同时也走向世界。 　　 进入新世纪以后，学院领导对殷商文化研究更加重视，在院领导郭新和书记、骆平安院长的关心支持和直接参与下，成立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中心，并通过省教育厅验收，成为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研究心积极开展殷商文化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不少成果，出版了《董作宾与甲骨学研究》（郭新和主编）、《商代分封制度研究》（李雪山著）、《走近殷墟》（郭旭东著）、《河南大学与甲骨学》（郭胜强著）、《解读甲骨文》（郭青萍著）等10余部著作，在各级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承担并完成国家和省级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多项。 　　 研究中心的队伍也在不断发展壮大，现中心下设有董作宾与甲骨学研究室、商代考古研究室、文物保护研究室、殷商文化研究、商代艺术研究室、甲骨文信息处理研究室等8个研究机构。中心有专、兼职研究人员40余人，研究人员年龄、学历、职称结构合理，高学历、高职称的中青年研究人员占绝大多数。中心主任李雪山教授获得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郑州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他以商代分封制度和方国部族为研究方向，已完成河南省社科项目《商代分封制度研究》等多项课题，现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商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郭旭东教授获得郑州大学历史硕士学位，现任《殷都学刊》主编。他以殷商考古和殷商人物及学人为研究方向，已出版《青铜王都》、《走近殷墟》等多部著作，现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甲骨文与商代礼制研究》。 　　 安阳师范学院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中心对安阳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十分关注，并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2005年夏，在筹建殷墟博物馆的紧张时刻，中心承担了协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翻译注释甲骨文的任务。 　　 目前，中心全体人员正在加倍努力，力争早日实现中心建设的总体目标，使甲骨文与殷商文化研究中心成为全省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和咨询服务基地，在整体科研水平和学科发展上达到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要求。

日期：[ 2008-12-16 ] 阅读：5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