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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汉墓出土印章与封泥之再研究
孙慰祖(上海博物馆)     马王堆汉墓出土印章、封泥的特点在于:它至今仍是汉代考古中时代序列处于最早,同时构成官私印和封泥最完整组合的一批资料。因为这两个条件,它的意义就不仅在于直接揭示墓主的身份,而且对于探究西汉早期官印制度的形成及其具体内容也带来了许多特殊的信息。虽然有关学者对此墓所出印章已有重要而正确的研究结论,但可再申述的内涵和以前未能认识的问题,我认为仍然存在。   为了便于梳理问题,先将三墓所出印章、封泥汇总如下:  一号墓  出“妾辛追”木印1枚,“字迹清楚的封泥”30枚,其中“轪侯家丞”27枚,“右尉”2枚,“□买之”1枚;(图一)  二号墓  出“长沙丞相”、“轪侯之印”龟钮鎏金铜印各1枚,“利苍”玉印1枚,未见封泥;(图二)  三号墓  尚存“有文字的封泥7、8枚,除一个文字不同(但残缺不全)外,其余均为‘轪侯家丞’”。[1]     一号墓中“□买之”封泥,文字为鸟虫书的简化形态,汉私印中多见。我认为首字即是“黄”字,拙编《古封泥集成》已释“黄买之”。《汉印文字征•十三》有“中黄寿印”,黄篆作“”,两者上部构形相同。封泥下部略残,但按主体结构显然不能另属他字。  三号墓所出“一个文字不同”、“但残缺不全”的封泥,以前未发表图片。由于湖南省博物馆提供的帮助,2002年8月29日我据实物上残留部分结构进行了复原,已释出为“利豕希”二字。释文征询了当时在场的陈松长先生的意见,他亦认同这一结果,其后来馆考察的李学勤先生也表示了肯定的看法[2]。  如此,则三墓出土印章、封泥遗存的二处释读问题均已解决。   围绕上述材料,我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利苍”的秦印风格渊源   关于利苍玉印,王人聪先生先已指出,“四周加有边栏,是秦印的特点,但其字体却摆脱了秦篆圆转的书风”[3],这是入木三分之论。我要补充的意见是,“利苍”玉印的制作应在印主生前,而与同出作为明器的“长沙丞相”与“轪侯之印”所反映的风格存在一个不小的时间跨度。   “利苍”虽不作通常所见秦印的田字界格,但仅加边栏的印式却是秦统一以前已经存在的古风,具体可作比较的是秦昭襄王时期的“泠贤”玉印(图三)[4]。新出秦官印封泥中也有一些同样的印式,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如“寺工丞玺”、“丰玺”等出现“玺”这一自铭[5],这是统一六国前的印制,则也说明加刻边栏而不施界格的印式出现较早。“利苍”的文字风格,显然大大晚于“泠贤”,但仍具秦篆的某些体势特点也是不容置疑的,如“利”字即是秦篆的典型书法,它与“长沙”、“轪侯”两印文字存有较大的距离。再看复原后的“利豕希”(原印可确认为玉印,说见后)文字和沅陵侯墓所出“吴阳”玉印(图四)[6],结体已臻平正端严,排列匀满,两相比较更有隔世之感。二号、三号墓的年代仅距近二十年,按照文字书风演化的规律,不足以出现如此遽变。从西汉印文递变的序列来看,我的看法是:“利苍”玉印的制作时代不晚于秦汉之际,在风格上更倾向于秦,在逻辑上是合理的。     利苍获封轪侯在惠帝二年(前193年)。他的政治活动处于由秦而汉的时期。利苍本是楚人[7],而其私印却表现出明确的秦式特点,与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马王堆汉墓存在的其他秦文化因素相呼应[8],这一现象,除了时代环境的背景之外,可能还应当在讨论利苍个人政治经历时予以考虑。    “长沙丞相”、“轪侯之印”与西汉官印制度   “长沙丞相”、“轪侯之印”分别为官、爵印同时出土,又由于它的时代下限明确,对于探讨秦汉官印制度的衔接关系带来多方面的信息。   从目前的秦汉封泥、印章资料和文献记载中,我们已可获得汉官印制度形成的大致脉络及其主要内容[9]。“长沙”、“轪侯”两印所揭示的问题是:   首先,汉初君侯印承袭秦制,确定了钮式等级标志,即使用龟钮,但改银为金。秦代存在龟钮官印,来自于实物证明。扬州市博物馆藏有一“武信君印”,上海博物馆藏有“广平君印”(图五),两印均为龟钮银质,形制及文字风格完全相同,印属秦系在今天看来已无庸辩说[10]。上海博物馆另藏有“琅左盐丞”铜印,亦是龟钮。当然,秦时封君印的形、质尚有不稳定性,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昌武君印”为鼻钮铜印。由利苍两印提示,西汉之初即顺接秦制,以龟、鼻钮作为官印的基本等级规格确定下来。在秦汉印系中,官印的这一等级标志一直沿袭到南北朝。     其次,汉官印制度在实行过程中也出现了变革。汉初官印即取消界格,应当视为在实际施用中需要区别前朝官印而作出的变动。此外,我们在文献上获知西汉早期一次变革的内容是,景帝三年后,随着王国官吏置除权限的重新划分,诸侯王命官限制在秩级四百石以下,则颁制官印的界限也相应调整,这是官印管制权的变化[11]。马王堆所出“长沙”、“轪侯”两印以实物印证了此次变革在形、质上的反映。这一点王人聪先生也已指出:“‘长沙丞相’为鎏金印,表明诸侯王国丞相所佩的官印在吴楚七国之乱以前也是黄金印”[12]。那么和《史记•五宗世家》记太史公曰“高祖时诸侯皆赋,得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黄金印。……自吴楚反后,五宗王世,汉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银印”的情况是吻合的。   再次,西汉初官印在形制上也承接秦代。鼻钮官印实例较多,无庸赘述。“长沙”、“轪侯”两印连接了从秦到汉龟钮形制的演变缺环。两印形制的主要特征是:1,龟钮形体狭长,龟形低伏;2,印台较薄,在西汉官印中处于低值。这两点,从整个魏晋南北朝官印龟钮的形制变化来看,是根本性的时代标志。显然,两印与秦“广平君印”一脉相承,下接确知时代下限的徐州出土的“楚都尉印”[13]、“宛朐侯”[14]及传早年山东出土的“石洛侯印”[15],串连起自西汉吕后时期,中经景帝、武帝,再到西汉晚期的龟钮形态演化序列。这一序列的形成,对于传世甚至出土官私印的断代,提供了形制学依据。   两种“轪侯家丞”封泥   一、三号墓均出有“轪侯家丞”封泥,但一号墓存在两种略有不同的印文。   《马王堆一号汉墓》发表的图片中可以看出存在笔画相异的两种“轪侯家丞”。在1990年《中国长沙马王堆汉墓展》图录中,再次出现出于两枚印章所抑的封泥。我认为这是比较重要的信息。2002年8月,承蒙陈松长先生及保管部邓秋玲女士帮助并提供原始记录,我对一、三号墓所出封泥实物作了观测调查,得以进一步证实一号墓出土的“轪侯家丞”封泥确实存在两种印文。   汉制列侯置家丞一人,《后汉书•百官志》:家丞“主侍侯,使理家事”。汉代主要是实行官职印制度,一官一印。同时出现两种印文的“轪侯家丞”封泥,亦即表明同时存在两枚官印。顺理成章的结论是,一号墓主人死时存在两员“家丞”。   如果深入分析,两种印文存在一定的时代风格的差异,我们将它们分别标为A、B两式。A式(图六)中“家丞”二字含有早期的因素,而B式(图七)中“丞”字末笔已线条化,与A式呈肥笔是明显的对比。B式“家丞”二字同于文帝时期的“女阴家丞”封泥与“馆陶家丞”印章(图八)[16]。这种细微风格差距,似乎也对应了先后两代轪侯的年代间隔。我还了解到,一号墓中所出大多为A式,而三号墓仅见B式。这样,两者的早晚关系也就进一步得到印证。     根据这样的材料和分析,我随之可以提出的看法是,在一号墓封泥中占多数的A式“轪侯家丞”乃属第一代轪侯利苍,B式则属第二代轪侯。一、三号墓主是明确的母子关系,则两代家丞同时共存原因,可以作出这样的解释:利苍虽早夭,然其夫人尚在,仍须家丞侍理,嗣侯既立,是为太夫人;嗣侯亦得依制置家丞一人。列侯家丞,《百官志》明确说是属于家臣。所以它不同于行政官吏,后者才必须是唯一的。   家丞“主侍侯”,汝阴侯墓出土“女阴家丞”封泥,是列侯家丞料理葬事的一例;三号墓“有文字的封泥”中出现了6、7枚“车大侯家丞”(没有文字的可能原本有字而年久剥落),这个比例也启示我们,主理葬事的是家丞,所葬者是他的主人。三号墓中还出现了一支写有“十二年二月乙已朔戊辰家丞奋移主君”文字的木牍,明白地记录了家丞的名字及与所葬者之间的关系;《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记载的第三代轪侯又与墓葬年代条件不符,也与傅举有等先生揭示的随葬品特征亦难以契合,则三号墓非第二代轪侯利豕希莫属。   “利豕希”封泥   第二代轪侯利豕希,见于《史记》、《汉书》记载。   《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所报道的一枚“残缺不全”的封泥置于封检(封泥匣)中,上半文字主要结构部分残失(图九)。根据过去我对上海博物馆所藏残损封泥复原的体会,有些结构、笔画虽仅存局部,但它只能与某一偏旁对合,可以搜索出相应的部首,通过排除法筛选出残存结构所限定的对象[17]。此件残封泥即是根据右侧、左侧的弧笔在小篆中所限定的部首写法作出延伸,然后再对其另半结构进行搜索、拼对后同样作出延伸,最后完成复原的(图十)。复原后的印文在笔形、结构组合上具有唯一性,因而是确定的。     进一步可以推定的是,抑捺此枚封泥的乃是一枚玉印。西汉玉印文字布局、线条形态均有其特殊风格。我在《古玉印概说》中已有论列[18]。其笔画多出于砣治,因而凹腔与铜印不同,呈U形,抑出封泥正好相反,故特征明显。玉质私印虽不必为王、侯所专有,但值得与其地位联系起来考虑。这也是考古发现已经显示的现象。   由两种家丞封泥既已推出三号墓主为第二代轪侯,复原的“利豕希”印文又与《史记》、《汉书》所记载侯名相合,则墓主身份的结论应该已是水落石出。当然,出现墓主本人所抑的封泥,意义不等于出现印章。对此我的看法是,封护的物品上抑捺“利豕希”封泥,是死者的生前行为,埋葬时所封物品被安置于墓室中。这样的情况还有考古发现的例子,广州象岗南越王墓亦出土抑有墓主名字“目末”的一件封泥,而这枚印章同样未在发掘中出现[19]。   三号墓主的争议已持续二十多年。最早主张为利豕希的傅举有先生以及刘晓路先生已从棺制、随葬器物规格与特征、木牍上所书“家丞奋”文字、墓主年龄等方面作了充分论证[20]。陈松长先生又从汉代丧服制度方面论述木牍纪年与《汉书》所载利豕希卒年之间差异的缘由[21]。封泥文字的明确信息与此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右尉”的归属   一号墓出土“右尉”封泥2枚。“右尉” 是轪侯国的官属,还是轪侯的家臣,研究者意见颇不相同。陈直先生认为系前者[22]。而主张属于后者的意见,理由是“右尉”为半通印,与县(侯国)长吏的官秩不合[23]。   如果不考虑时代背景和其他因素,简单地将半通印与百石以下官秩对应起来的话,按照汉代左、右尉的官秩,根本上就无法解释右尉何以使用半通印这一现象,而不仅仅是一个属于侯国还是家臣的问题。   左、右尉都是令长的佐官,无论中央还是县(侯国),这一关系是明确无疑的。列侯的家臣与侯国官属本非一个系统,前者为侯的家官,以家官的职能,无须置尉,更不用说置左、右两尉了。后者为侯国的行政官吏,在秦代即自成系统。所以汉初列侯可以不就国,由侯国的行政长官“侯相”(由县令长所改)管理,原县的丞、尉作为佐官也必然存在,因为它们的职能并不能由侯相一人代替,《汉书•百官公卿表》只及“改所食国令长名相”是略举大分而已。汉早期封泥中所见的“广侯邑丞”、“赤泉邑丞”、“衍侯邑丞”等便是侯国有丞的标志[24],为了区别于一般县丞,故印文曰“邑丞”,凡单字地名并出现全称侯名。在西汉晚期和东汉,则出现了更加明确的“宁阳国丞”[25]、“复阳国尉”[26]。新莽的侯国,也将县令、长、丞、尉分别改为“相、徒丞、空丞”等。以此实物资料上反映的信息,可证上述推论是成立的。   近年西安相家巷出土的秦封泥,为我们梳理半通印的性质提供了线索。   这批秦封泥中,半通印文见有“泰行”、“太宰”、“祠祀”、“泰官”、“泰内”、“中官”这样一些列卿属官,也有县印(当是县署印),而同样的官名又出现在通官印中[27]。按照汉代的官秩,它们都在四百石以上。而秦印中又有不少乡亭之印,使用的却是通官印。这就告诉我们,在秦代,通官印和半通印的官秩界限尚不严格,同时也存在另一可能,即半通印是作为一种如同后来官署便章性质的印记,在一般程序甚至对内使用的。汉代仍然存在县印而用半通形的,如“蓟丞”、“莒丞”、“丞”,也有如“少府”、“中尉”等秩级颇高属于中央或王国官属的半通印[28],这些印文的时代都属西汉早期。半通印大体上作为低级小吏的官印规格,当在西汉中晚期才形成。因此,一号墓“右尉”应当从这样的角度出发作出分析,即:它与官秩无关。   所以,新出资料也进一步支持了一号墓所出“右尉” 应当归之车大国,或者长沙国的其他县(侯国)。“右尉”封泥所封之物,当然也就自当另属。   马王堆汉墓发掘至今已经三十年过去。这中间,古玺印、封泥的出土资料有了许多新的积累,对秦汉官私印的文字与形制、秦汉官印制度的研究也取得了新的成果。在此基点上对一、二、三号墓出土印章和封泥进行一次再思考,部分结论与过去有所不同也是合乎认识规律的。由印章、封泥文字研究获得的发现,已经触及到马王堆汉墓研究的有关重要结论。这些发现如能有助于人们对某些延宕至今的问题形成共识,则也表明了进一步整合马王堆文物所涵蕴的多学科信息的意义所在。    注释:   [1]三墓所出印章、封泥的情况,见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4年和《长沙马王堆二、三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第7期。   [2]2002年10月30日,我在北京参加《中国文化与文明》丛书作者会议期间,李学勤先生特地向我表示,他认为我对三号墓封泥的释读是对的。   [3]王人聪:《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玺印与封泥略说》,湖南省博物馆编《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湖南出版社,1994年5月。   [4]杨白:《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隶书》,《文物》1978年第2期。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的发掘》,《考古学报》 2001年第4期。   [6]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怀化市文物处、沅陵县博物馆:《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   [7]刘晓路先生考定利苍为楚国贵族后代。见《马王堆汉墓杂考》,《湖南省博物馆文集》第四辑,《船山学刊》杂志社,1998年4月。   [8]见郭德维:《试论马王堆汉墓中的秦文化因素》,同3。   [9]关于汉官印制度形成的几个阶段及其主要内容,笔者在《中国古代封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一书中有所论述,可参见。   [10]两印考释见拙撰《西汉官印封泥分期考述》,《上海博物馆集刊》第6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1]拙撰《西汉官印封泥分期考述》一文中对汉代命官与授印的关系作过初步探讨,可参见。   [12]同注[3]。   [13]狮子山楚王陵发掘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8期。   [14]徐州市博物馆:《徐州西汉宛朐侯刘墓》,《文物》1997年第1期。   [15]此印金质,今藏中国历史博物馆。考释及图版见拙编《两汉官印汇考》,香港大业公司、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   [16]“女阴家丞”出土于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夏侯墓,夏侯卒年为文帝十五年。见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县文化局:《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馆陶家丞”见于《共墨斋藏古玺印谱》著录,考释参见拙撰《西汉官印封泥分期考述》。   [17]参见拙撰《马王堆三号墓主之争与利豕希封泥的复原》,《上海文博论丛》第2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   [18]收入《孙慰祖论印文稿》,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年1月。   [19]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20]傅举有:《关于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主问题》,《考古》1983年第3期;刘晓路:《马王堆汉墓杂考》,同7。   [21]陈松长:《马王堆三号墓主的再认识》,《文物》2003年第8期。   [22]陈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若干问题考述》,《文物》1972年第9期。   [23]同注[3]。   [24]见拙编《古封泥集成》卷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11月。   [25]同注[24]。   [26]见罗福颐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卷五,文物出版社,1987年10月。   [27]所举秦封泥均见文雅堂编辑:《原拓新出秦封泥》,2001年7月。   [28]同注[24]。  
日期:[ 2008-12-01 ] 阅读:4883
甲骨学一百年的回顾与前瞻
    殷墟甲骨的发现,迄今已达一百年了。甲骨确切地说是在哪一年发现的,学术界颇有争议〔1〕,今后还可能讨论下去, 但考虑到“村农收落花生,偶于土中检之”, 于是为古董商人所得之说, 其始出或在1898年冬,而由王懿荣鉴定则是1899年。不管怎样,现在开始纪念这件学术史上的大事,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     甲骨的出现导致一门学科的产生,就是现在大家知道的甲骨学。“甲骨学”这个词系何人何时首创,有待考证,然据胡厚宣先生的《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率先以“甲骨学”揭橥于论著标题的,是朱芳圃先生。朱氏是王国维先生在清华的弟子,他在1933年出版专著《甲骨学文字编》,1935年又印行《甲骨学商史编》。同时,1934年《中法大学月刊》有李星可《甲骨学目录并序》,1935年复旦大学《文学期刊》有郑师许《我国甲骨学发现史》〔2〕, 此后“甲骨学”作为学科名称便广泛流行〔3〕。     甲骨学的内涵可有狭义与广义。狭义的甲骨学特指甲骨及其文字本身的研究,广义的则举凡以甲骨文为材料论述历史文化者皆得纳入。过去如董作宾先生《甲骨学五十年》(后修改为《甲骨学六十年》),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严一萍《甲骨学》等,取义均较专门。本文所述也想以狭义的甲骨学为限,略陈拙见,请方家指教。   让我们先由甲骨的搜集著录谈起。殷墟甲骨到如今一共出土了多少片,因为“片”的定义不很明确,加之收藏分散,不断流动转手,要精密统计是很不容易的。50年代初,陈梦家先生曾估计为10万片〔4〕。近年,胡厚宣先生计算有16万多片〔5〕。最近有学者表示不同意, 仍认为“近10万片”为妥〔6〕。甲骨绝大多数是碎片, 陈梦家文以小屯YH127坑情形为准,推断相当“完整的甲和胛骨数千”,不过YH127龟甲基本完好,从历年发掘经验看,实在是罕见的,多数情况下甲骨在埋藏时业已残碎,所以碎片所代表的完整甲骨数量会更多。   甲骨的著录,始于1903年刘鹗的《铁云藏龟》,到1983年郭沫若先生主编、胡厚宣先生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图版13册出齐,为一大结穴。《合集》汇总诸家,共收录甲骨41956片, 当时已出材料的主要内容皆已搜罗在内。作为《合集》组成部分的释文及来源表,也将于近期出版。   《合集》以后,又有若干著录问世。其间比较大宗的,发掘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小屯南地甲骨》,收藏品有许进雄《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松丸道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李学勤、齐文心、艾兰《英国所藏甲骨集》、雷焕章《法国所藏甲骨录》与《德瑞荷比所藏一些甲骨录》,伊藤道治《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藏品甲骨文字》、胡厚宣《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和《甲骨续存补编》等等。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正在做《甲骨文合集补遗》的编纂工作。   《合集》及其后种种著录,为全面整理殷墟甲骨准备了条件。例如吉林大学于省吾先生等学者安排计划,编著“《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殷墟甲骨刻辞类纂》、《甲骨文考释类编》(出版时名《甲骨文字诂林》)、《甲骨文选》等四部著作”,构为“一个完整的系列”〔7〕。这些书籍, 已经取代了多年来人们习用的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等书。其中《甲骨文选》未出,但已有王宇信等主编的《甲骨文精萃选读》、徐谷甫、濮茅左的《商甲骨文选》等,体例略似。   整理工作, 还需要提到香港饶宗颐先生主编的《甲骨文通检》〔8〕。《通检》已出四册,第一册先公、先王、先妣、贞人,第二册地名,第三册天文气象,第四册职官人物,极便学者。据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有“甲骨文电脑资料库研究计划”,规模宏大,刻正逐步实施中。   甲骨的缀合复原,也是整理的一个重要方面。缀合专书,始于曾毅公先生1939年的《甲骨叕存》,该书于1950年扩大出版为《甲骨缀合编》。专就抗战前发掘所获甲骨缀合的,有郭若愚先生等《殷虚文字缀合》〔9〕、张秉权先生《殷虚文字丙编》〔10〕。70年代,又有严一萍《甲骨缀合新编》及《甲骨缀合新编补》〔11〕。   据以上叙述可见,甲骨的著录和整理,于几代学者的努力下,业已有了显著的成绩,为深入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今后没有更多工作好做。以材料的搜集而论,国内外还有若干公私收藏,数量尽管不多,仍有精品,令人兴遗珠之叹。著录的方式也可以改进。早期仅用拓本,甚或限于条件,以摹绘代之,不少原物至今已不可见,非常可惜。实则甲骨除文字以外,其本身尚须从许多角度考察研究,不是拓片摹本所能代替。对较重要的标本,采用彩色摄影等等方法著录,将有裨于研究的进展。缀合拼复也有好多工作可以进行。比如《殷虚文字乙编》新版和补遗已出,《甲、乙编》的坑层记录也发表了,使这些发掘材料的进一步拚缀更有条件。   甲骨文字的考释,是古文字学最明显的一项成果。自1904年孙诒让著《契文举例》发端,不知有多少学人于此付出心力。释读文字的作品,在每年出现的甲骨学论作中,总是数居首位。   已出土甲骨到底包含多少不同的字,长期以来学者间有各种估计。多数人根据孙海波《甲骨文编》、金祥恒《续甲骨文编》,推定为5000字以上,然而近日有学者做了仔细研究,指出只有4000字左右,其说当更可据。于省吾先生考释甲骨文字,收获甚巨,其《甲骨文字释林》自序云,甲骨文字“已被确认的字还不到三分之一,不认识的字中虽有不少属于冷僻不常用者,但在常用字中之不认识者,所占的比重还是相当大的。……所以说目前在甲骨文字的考释方面,较诸罗(振玉)、王(国维)时代虽然有所发展,但进度有限。”20年前他这番话今天仍旧适用,可见甲骨文的读释是十分困难的。有人宣称在短期内释出多少字,断不可信。   甲骨文的字编,起着汇集文字考释成果的作用。这种字编虽以罗振玉1916年的《殷虚书契待问编》为滥觞,惟其内容限于待考,真正成系统的当以1920年王襄先生《簠室殷契类纂》、1923年商承祚先生《殷虚文字类编》为最早,而最流行的是孙海波《甲骨文编》。《甲骨文编》初版于1934年,1965年出了修订版〔12〕。近年新出的熘惺嫦壬鞅唷都坠俏淖值洹贰?3〕,更为广博精审。结集诸家训释的专书,过去较完备的是李孝定先生《甲骨文字集释》〔14〕,近期则有上面谈到的《甲骨文字诂林》,着手考释甲骨文字者都可由之得到帮助。   董作宾先生1935年的名文《甲骨文断代研究例》〔15〕,是殷墟甲骨分期的开山之作。“断代研究”本为一词,由于大家习引《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在古文字学界竟把“断代”当成“分期”的同义语了。甲骨大多是非发掘品,缺少坑位和地层关系的记录,给分期带来障碍。董氏以发掘材料为基础,创立了五期的分期学说,为学者普遍遵循。此后随着殷墟发掘中甲骨新材料的发现,他对自己的分期作了几次补充修改,如在《殷虚文字乙编自序》中提出“文武丁卜辞”之说,在《甲骨学五十年》中认为第一期应包括祖庚。“文武丁卜辞”说引起了一系列讨论,陈梦家先生1951年起在《燕京学报》上发表《甲骨断代学》(后收入《殷虚卜辞综述》)〔16〕,指出“文武丁卜辞”其实属于武丁时代。1953年,日本贝塚茂树、伊藤道治两先生的《甲骨文断代研究法之再检讨》〔17〕,也有类似意见。陈梦家等先生的见解,近年已得到考古发掘证据的支持。   在“文武丁卜辞”问题讨论之后,又有“历组卜辞”的问题。历组卜辞基本上即董氏五期中第四期那类卜辞。1928年,加拿大学者明义士作《殷虚卜辞后编序》(未完成),曾认为这类卜辞属武丁后半至祖庚时。1960年以后,我达到类似的看法,1977年以殷墟妇好墓的发现为契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此说后来幸得裘锡圭、林沄等先生的支持发展,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反对。1973年小屯南地的发掘,进一步刺激了有关的讨论。由历组卜辞的研究,引申到甲骨分期理论的检讨,形成了被称为“两系说”的分期新说。关于新说的详情,可看1996年末出版的《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一书〔18〕。   甲骨分期讨论持不同见解的各方,对有关研究的深入都有其贡献,这是我多次强调过的。综观讨论的过程,田野发掘的进展实有其决定的影响。最近小屯南地发掘报告的发表〔19〕,使我们对不同意“两系说”的看法有了更多的认识〔20〕。相信殷墟的继续发掘,会促进分期问题的解决,到那个时候,运用甲骨材料去探讨历史文化就将更加便利。  殷墟甲骨的发现,引导到殷墟遗址的确认及其一系列发掘,从而展现出商代丰富光辉的文化面貌,已经载入世界考古学的史册〔21〕。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一重大发现以不容辩驳的证据填补了古史的空白。对于我国绵延久远的历史,曾有种种怀疑否定的论点,例如19世纪晚年,有名考古学者德摩根在其《史前人类》中,便断言中国文明只能上溯到公元前7、8世纪〔22〕,与其后国内提出的“东周以上无史”论相合。甲骨的发现和殷墟发掘,一下子恢复了一大段古史。王国维研究甲骨,论证了商朝先公先王的谱系,他说:“由此观之,则《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又虽谬悠缘饰之书,……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然则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23〕这在方法论上为古史的重建带来了光明,无怪乎郭沫若先生在1929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对王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甲骨学一百年间,名家辈出,论作如林,特别是50年代以来,发展更为迅速。《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出版于1952年,所收876条, 当时已叹为大观,而1991年印行的《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24〕,竟有16开本631页。繁多丰富的成果,自然不是小文所能缕述的。 好在这些年有了一些概述性的专著,如王宇信《甲骨学通论》,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等。我们期待最近能出现规模更大,像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那样的著作,对20世纪甲骨学作全面的总结。   甲骨学的研究尽管已有相当长的历史,非常多的成果,但仍然有好多工作要做,许多疑难没有解决。实际上,甲骨的奥蕴大部分还不曾抉发,用以探究古代历史文化也大有可为。以为甲骨研究得差不多了的止步自画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十几年前,我曾试提过古文字学的15个课题〔25〕,其中5个是甲骨方面的,即卜法和文例的研究、分期的研究、缀合与排谱、历法的研究及地理的研究,今天看来都仍有待探讨。这里想特别说的,是甲骨学今后的发展一定要进一步以考古学为基础。甲骨本身是一种考古遗物,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同样适用于甲骨的研究,随着考古学与现代科技的结合,甲骨的鉴定研究也会引进新的手段〔26〕。相信21世纪的甲骨学将更为发扬光大。            注释: 〔1〕王宇信《甲骨学通论》第24~32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2〕胡厚宣《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第161~164页、30页, 中华书局1983年。同书141页1933 年《通报》苏联布那托夫《甲骨学之新研究》,标题乃后来译文。  〔3〕濮茅左《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载,1930 年周予同先生在《学生杂志》有《关于甲骨学》一文,翌年《开明活页文选》又有周蘧同题文章,两文未见,记此备考。  〔4〕陈梦家《解放后甲骨的新资料和整理研究》, 《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5期。  〔5〕胡厚宣《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史学月刊》1984年第5期、《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0号。  〔6〕孟世凯《中华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汉字》,《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第1期。  〔7〕姚孝遂《〈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序》, 《古文字研究》第19辑,中华书局1992年。参见赵诚《关于〈甲骨文字诂林〉》,《书品》1997年第3期。  〔8〕饶宗颐主编,沈建华编辑《甲骨文通检》第一~四册,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9~1995年。  〔9〕郭若愚、曾毅公、李学勤《殷虚文字缀合》, 科学出版社1955年。  〔10〕张秉权《殷虚文字丙编》,已出6册, 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1959~1972年。  〔11〕严一萍《甲骨缀合新编》,台湾艺文印书馆1975年;《甲骨缀合新编补》,同上1976年。  〔12〕孙海波《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65年。  〔13〕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另有刘兴隆《新编甲骨文字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  〔14〕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年。  〔15〕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1935年。  〔16〕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  〔17〕贝塚茂树、伊藤道治《甲骨文断代研究法之再检讨》(日文),《东方学报(京都)》第23册,1953年。  〔18〕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以上叙述参见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李学勤序,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9集,1995年。 参看郭振禄《小屯南地甲骨综论》,《考古学报》1997年第1期。  〔20〕李学勤《读〈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待刊。  〔21〕参看丹尼尔《考古学简史》(Glyn Daniel,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logy,Thames and Hudson,1981)第174页。  〔22〕Jacques de Morgan,Prehistoric Man, 转引自〔21 〕第173页。  〔23〕王国维《古史新证》第52~5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  〔24〕濮茅左《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25〕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1985年。  〔26〕参看仇士华、蔡莲珍《解决商周纪年问题的一线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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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以来出土简帛一览
1901-1908 新疆古尼雅遗址(汉晋) 66支 斯坦因获1985文物出版社《楼兰尼雅出土文书》 1901-1914 新疆古楼兰遗址(魏晋) 421支 斯坦因、斯文赫定、橘瑞超获1985文物出版社《楼兰尼雅出土文书》 1907年 甘肃敦煌汉边塞遗址(两汉) 708支 斯坦因获1984文物出版社《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 1920年 甘肃敦煌汉边塞遗址(两汉) 17支 周炳南获1990文物出版社《散见简牍合集》 1930-1931年 内蒙古额济纳河汉边塞遗址(两汉) 10100支1980中华书局《居延汉简甲乙编》、1987文物出版社《居延汉简释文合校》、1998文渊企业有限公司《居延汉简补编》,台北 1930、1934年新疆罗布泊汉边塞遗址(两汉) 71支 黄文弼获1984文物出版社《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 1931年 新疆古尼雅遗址(汉) 26支 斯坦因获商务印书馆《中国学术》二○○一 2(总第六辑) 1931年 朝鲜平壤南井里东汉墓M116 1支 1、赗方 1972中央公论社《乐浪》,东京 1942年 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1、楚帛书一件 1985中华书局《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研究》2、商承祚藏十三残片 1992《文物》11期3、其他帛书残片(赛克勒美术馆藏) 1998广西师范大学《李零自选集》中有介绍 1944年 甘肃敦煌汉边塞遗址(两汉) 48支 夏鼐获1948《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1961科学出版社《考古论文集》、1984文物出版社《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 1951年 湖南长沙五里牌楚墓 38支1、遣策 1995齐鲁书社《战国楚竹简汇编》 1951-1952年 湖南长沙伍家岭西汉墓M201 9支1、封检 1975科学出版社《长沙发掘报告》 1951-1952年 湖南长沙徐家湾西汉墓M401 1支1、有"被绛函"3字 1975科学出版社《长沙发掘报告》 1953年 湖南长沙仰天湖楚墓 43支1、遣策 1995齐鲁书社《战国楚竹简汇编》 1953年 湖南长沙杨家湾楚墓 72支1995齐鲁书社《战国楚竹简汇编》 1955年 湖北武昌任家湾六朝墓(郑丑) 3支1、谒 1955《文物参考资料》12期 1957年 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 146支1、遣策       2、《墨子》佚篇或儒家著作1986文物出版社《信阳楚墓》、1995齐鲁书社《战国楚竹简汇编》 1957年 江苏高邮邵家沟遗址(东汉) 1支1、东汉符簶 1960《考古》10期 1959年 新疆巴楚县脱库孜沙来古城(汉?)1959《文物》7期有简介 1959年 甘肃武威磨嘴子东汉墓M6 480支1、《仪礼》(庆氏或后氏本?)   2、日忌杂占 1964文物出版社《武威汉简》 1959年 甘肃武威磨嘴子东汉墓M18 10支 1、王杖事例、诏书 1960《考古》9期 1962年 江苏连云港海州网疃庄焦山东汉墓 木方2枚1、衣物疏 1963《考古》6期 1963年 江苏盐城三羊墩东汉墓M1 木椟1枚1、随葬物清单 1964《考古》8期 1965年 湖北江陵望山楚墓M1   219支1、卜祷 1995中华书局《望山楚简》、1995齐鲁书社《战国楚竹简汇编》 1965年 湖北江陵望山楚墓M2   69支1、遣策 1995中华书局《望山楚简》、1995齐鲁书社《战国楚竹简汇编》 1966-1969年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西晋墓M53  1支1、以练易棺交易文书 1972《文物》1期 1971年 甘肃甘谷刘家坪东汉墓    23支1、桓帝时有关宗室奏书、诏书 1984甘肃人民出版社《汉简研究文集》 1972年 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墓    79支1、医药书 1975文物出版社《武威汉代医简》 1972年 湖北云梦大坟头西汉墓M1  1支1、衣物疏 1973《文物》9期 1972年  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M1  4942支及数千残片1、《孙子兵法》十三篇及五篇佚文(《吴问》、《黄帝伐赤帝》、《四变》、《地形二》、《见吴王》) 2、《孙膑兵法》(附下篇,为《十阵》、《十问》、《略甲》、《客主人分》、《善者》、《五名五恭》、《兵失》、《将义》、《将德》、《将败》、《将失》、《雄牝城》、《五度九夺》、《积疏》、《奇正》。85年本无,75年本有)       3、《六韬》 4、《尉缭子》   5、《守法守令十三篇》(《守法》、《要言》、《库法》、《王兵》、《市法》、《守令》、《李法》、《王法》、《委法》、《田法》、《兵令》、《上篇》、《下篇》)  6、《晏子春秋》1985文物出版社《银雀山汉墓竹简》(壹)(精装本)、1975文物出版社《银雀山汉墓竹简》(壹)(线装本)7、《地典》 8、《言御赋》(《唐勒》) 9、《十官》、《五议》、《务过》、《为国之过》、《起师》等论政论兵类40余篇 10、《曹氏阴阳》、《三十时》、《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等阴阳占候类10余篇 11、《算书》、《相狗方》、《作酱法》等杂书1985文物出版社《银雀山汉简释文》 1972年  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M2 32支1、《汉元光元年历谱》 1985文物出版社《银雀山汉简释文》 1972年 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M1 361支1、遣策 1980中华书局《文史》第10辑 1973年 湖北江陵藤店楚墓 24支 1973《文物》9期有介绍 1973年 河北定州八角廊西汉墓M40 约2500支1、《论语》 1997文物出版社《定州汉墓竹简论语》2、《文子》 1995《文物》12期3、《太公》 2001《文物》5期(改名为《六韬》) 4、《儒家者言》 1981《文物》2期5、《保傅传》6、《哀公问五义》7、《日书》8、萧望之等人奏议 9、《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其他1981《文物》8期有介绍 1973年 江苏连云港海州西汉(霍贺)墓 7枚木方1、随葬物清单 1974《考古》3期 1973年 江苏连云港海州西汉(侍其繇)墓 2支1、遣策 1975《考古》3期 1973年 湖北光化县五座坟西汉墓M3 30支(5枚可见字迹)1、遣策 1976《考古学报》2期 1973年 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M8 175支1、随葬物清单 1976《文物》6期 1973年 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M9 83支 1973年 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M10 176支1、文书、契约、帐目 1974《文物》7期 1973-1974年 内蒙古额济纳河汉边塞遗址(两汉) 19637支出土地点:1、肩水金关 11577支2、甲渠侯关 7865支3、甲渠塞第四燧 175支1990文物出版社《居延汉简--甲渠侯关与第四燧》、1994中华书局《居延新简--甲渠侯关》收录1972-1982年间获居延汉简,共8400余枚 1974年 北京大葆台西汉墓 1支1、有"樵中格吴子运"6字 1989文物出版社《北京大葆台汉墓》 1974年   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M3    竹简木椟610支1、遣策      2、木椟 (1)、衣物疏 (2)、随葬验对木牍 1994《文物》6期3、《十问》、《合阴阳方》、《杂禁方》、《天下至道谈》 1985文物出版社《马王堆汉墓帛书》(肆)(精)帛书、帛图1、《丧服图》(《丧制图》)   1992湖南出版社《马王堆汉墓文物》?2、《城邑图》(《园寝图》)3、《卦象图》(《符簶》、《杂占图》)    1992湖南出版社《马王堆汉墓文物》?4、《老子》(甲本)及卷后佚书(《五行》、《九主》、《明君》、《德圣》)1980文物出版社《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精)5、《老子》(乙本)及卷后佚书(《经法》、《十六经》(《经》)、《称》、《道原》) 1980文物出版社《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精)6、《周易》:(1)、《易经》1984《文物》4期(《六十四卦》)、1992湖南出版社《马王堆汉墓文物》(2)、《易传》1992湖南出版社《马王堆汉墓文物》(3)、《二三子问》、《易之义》、《要》1993上海古籍出版社《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1994湖南出版社《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有《二三子问》(4)、《缪和》、《昭力》1995上海古籍出版社《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辑7、《相马经》 1977《文物》8期8、《春秋事语》    9、《战国纵横家书》 1983文物出版社《马王堆汉墓帛书》(叁)(精)10、《五十二病方》及卷前佚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 (甲、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 11、《去谷食气》 12、《导引图》 13、《养生方》(后附《牝户图》) 14、《杂疗方》 15、《胎产书》(前附《人字图》、《禹藏图》) 1985文物出版社《马王堆汉墓帛书》(肆)(精)、1992湖南科技出版社《马王堆古医方考释》16、《刑德》(甲本)17、《刑德》(乙本) 1992湖南出版社《马王堆汉墓文物》18、《刑德》(丙本)19、《隶书阴阳五行》20、《篆书阴阳五行》(《式法》) 2000《文物》7期有介绍21、《长沙南部地形图》 22、《驻军图》 1977文物出版社《古地图》23、《出行占》24、《木人占》25、《辟兵图》(《太一将行图》、《神祗图》) 1992湖南出版社《马王堆汉墓文物》26、《五星占》 1978科学出版社《中国天文学史文集》(无图,只有释文)27、《天文气象杂占》 1979文物出版社《中国文物》 1974年 江西东湖西晋(吴应)墓 6支1、墓刺 2、遣策 1976《考古》6期 1974年 江苏盱眙东阳西汉墓M7 1支1、祈祷书 1979《考古》5期 1975年 湖北凤凰山西汉墓M167 74支1、遣策 1976《文物》10期 1975年 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M168 67支1、告地策 2、遣策 1975《文物》期有介绍、1993《考古学报》4期? 1975年 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M169 83支 1975年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M4 1155支1、《语书》 2、《为吏之道》(末附魏律二条) 3、《秦律十八种》 4、《效律》 5、《秦律杂抄》 6、《法律答问》 7、《封诊式》 8、《日书》 9、《编年记》 1990文物出版社《睡虎地秦墓竹简》 1975年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M11 2支1、役卒黑与惊之信 1981文物出版社《云梦睡虎地秦墓》 1976年 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M1 15支1、《从器志》 2、《东阳田器志》 1988文物出版社《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 1976年 江苏连云港海州小礁山汉(戴盛)墓木方1支1、衣物券 1977年 甘肃玉门花海汉边塞遗址 91支1、武帝遗诏 2、簿籍、书信 1984甘肃人民出版社《汉简研究文集》、1991中华书局《敦煌汉简》 1977年 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 6000余支1、《仓颉》 1983《文物》2期2、《诗经》 1988上海古籍出版社《阜阳汉简诗经研究》、1984《文物》8期3、《周易》(占卜家之易) 2000三联书店《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辑(同时还公布《庄子杂篇》残简) 4、《年表》 5、《大事记》 6、《作务员程》 7、《行气》8、《万物》(旧题《杂方》) 1988《文物》4期9、《刑德》及《日书》10、《相狗经》 11、《楚辞》及佚辞赋 12、篇题木椟(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国学研究》第7卷公布1、2号木牍及《说类杂事》残简)其他1978《文物》8期有介绍 1978年 湖北江陵天星观楚墓 70余支1、卜祷 2、遣策 1982《考古学报》有介绍 1978年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 240余支1、遣策 1989文物出版社《曾侯乙墓》 1978年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西汉墓M115 300余支1、军事操练、编制等文书 1993文物出版社《上孙家寨汉晋墓》 1978年 江苏连云港花果山云台西汉墓 13支1、封诊式类 2、历谱 3、日书 4、商业文书1982《考古》5期 1979年 江苏邗江胡场西汉(王奉世)墓M5 26支1、神灵名位椟 2、日记椟 3、文告椟 4、丧祭物品椟 5、木签 6、木觚 1981《文物》11期 1979年 江西南昌阳明路吴(高荣)墓 23支1、木刺 2、遣策 1980《考古》3期 1979年 甘肃敦煌马圈湾汉边塞遗址(两汉) 1271支1991中华书局《敦煌汉简》 1980年 四川青川郝家坪秦墓 2支1、秦武王二年丞相甘茂为田律 1982《文物》1期2、另一片文甚漶漫 1980年 河南临澧九里楚墓 100余支1、遣策 2、占卜 1980年 新疆古楼兰遗址(魏晋) 63支1、屯戍类简 1988《文物》7期 1980-1989年 陕西西安西汉长安未央宫遗址 115支1、医药、人名、记事 1996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 1981年 湖北江陵九店楚墓M56 205支1、遣策 2、日书 1995科学出版社《江陵九店东周墓》、2001中华书局《九店楚简》 1981年 湖北鄂城水泥厂吴(史绰)墓M1 6支1、名刺 1982《考古》3期 1981年 甘肃武威磨嘴子东汉墓 26支1、王杖诏书令 (乃农民发掘后上交者) 1984甘肃人民出版社《汉简研究文集》 1981年 甘肃敦煌酥油土汉边塞遗址(西汉) 76支1、屯戍等类文书 1984甘肃人民出版社《汉简研究文集》、1991中华书局《敦煌汉简》 1983-1984年 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墓M247 约1200支1、《二年律令》2、《奏谳书》 1993《文物》8期(上)、1995《文物》3期(下)3、《盖庐》4、《脉书》 1989《文物》7期5、《引书》 1990《文物》10期6、《算数书》 2000《文物》9期7、历谱8、遣策2001文物出版社《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 1983-1984年 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墓M249 约400支1、日书 1985《文物》有介绍 1983-1984年 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墓M258 58支1、历谱 1985《文物》有介绍 1983年 江苏扬州平山养殖场西汉墓 3支1、木楬题署 1987《文物》1期 1984年 甘肃武威五坝山汉墓M3 1支1、墓主私事文告 1990文物出版社《散见简牍合辑》 1984年 安徽马鞍山吴(朱然)墓 17支1、木刺 2、谒 1986《文物》3期有介绍 1984年 江苏仪征胥浦西汉墓M101 20支1、《先令券书》 2、《赙赠记录》 3、《衣物券》1987年《文物》1期 1984年 湖南常德德山夕阳坡楚墓M2 2支1、记事 1987湖南省楚史研究会主编求索杂志社《楚史与楚文化》:《常德德山夕阳坡二号楚竹简初探》 1985年 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晋(前凉)墓M19 木牍5枚1、职位记事 2、衣物疏 1990文物出版社《散见简牍合辑》 1985年 江苏连云港海州陶湾村西汉(西郭宝)墓5支1、衣物疏 2、谒 1988《东南文化》第二辑 1986年 湖北江陵秦家嘴楚墓M1 7支1、卜祷 1988《江汉考古》2期有介绍 1986年 湖北江陵秦家嘴楚墓M13 18支1、卜祷 1988《江汉考古》2期有介绍 1986年 湖北江陵秦家嘴楚墓M99 16支1、卜祷 1988《江汉考古》2期有介绍 1986年 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M1 464支1、《日书甲种》 1989甘肃人民出版社《秦汉简牍论文集》2、古地图7幅 1989《文物》2期3、《墓主记》 4、《日书乙种》 1989《文物》2期有介绍 1986年 湖北江陵岳山秦墓M36 木牍2支1、日书 2000《考古学报》4期 1986年 甘肃金塔地湾城(A35)肩水侯关汉遗址 1000余支 1986年 甘肃高台 晋(常封)墓 1支1、? 1990文物出版社《散见简牍合辑》 1986-1988年 甘肃敦煌汉边塞遗址(两汉) 137支1991中华书局《敦煌汉简》(图版)、1991《文物》8期 1986-1987年 湖北荆门包山楚墓 279支1、文书 有:《杂书》、《集箸言》、《受期》、《疋狱》、贷金、案例、所投 2、卜筮祭祷 3、遣策1991文物出版社《包山楚简》(图版)、1996武汉大学出版社《包山楚简初探》 1987年 湖南张家界古人堤遗址(汉) 数十支 1987年 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墓M127 300支1、日书 1992《文物》9期有介绍 1987年 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墓M136 829支1、《功令》 2、《去谷食气》 3、《盗跖》 4、历谱 5、《律令》 6、遣策 1992《文物》9期有介绍 1988年 湖南省慈利石板村楚墓M36 4000支1990《文物》10期有介绍 有《国语·吴语》、《逸周书·大武》、《管子·霸形》、《宁越子》等 1988年 湖北江陵毛家园西汉墓M1 74支1、遣策 2、牍 1994《江汉考古》4期有介绍? 1989年 湖北江陵九店楚墓M621 127支1995科学出版社《江陵九店东周墓》 1989年 湖北江陵云梦龙岗秦墓 293支1、秦律 1994《考古学辑刊》第8辑、1995科学出版社《云梦龙岗秦简》、2001中华书局《龙岗秦简》 1989年 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墓   16支1、王杖令 2、关于盗、虫灾、火灾之律令 1993《文物》10期 1990年 甘肃敦煌清水沟汉代烽燧遗址(西汉) 41支1、地节元年历谱 2、屯戍类简 1996法律出版社《简帛研究》第二辑 1990年 湖北江陵高台西汉墓M6 53支,14支有字1、遣策 2000科学出版社《荆州高台汉墓》 1990年 湖北江陵高台西汉墓M18 4支1、封检 2、告地书 3、名数 4、遣策 1993《文物》8期、2000科学出版社《荆州高台汉墓》 1990年 湖北江陵扬家山西汉墓M135 75支1、遣策 1993《文物》8期有介绍 1990年 湖北荆州沙市区关沮周家台秦墓M30 387支1、历谱 其中一部分(《秦始皇三十四年历谱》)见1999《文物》6期2、日书 3、《病方及其他》 2001中华书局《关沮秦汉墓简牍》 1990年 湖北荆州沙市区萧家草场西汉墓M26 35支1、遣策 2001中华书局《关沮秦汉墓简牍》 1991年 湖北江陵鸡公山楚墓M481、遣策 1992《江汉考古》3期有介绍? 1990-1992年 甘肃敦煌悬泉驿遗址(两汉) 23000余支1、邮置、邮置道里、邮书 2、过所、乘传 3、诏书、官府文书 4、律令、品、司法文书 5、簿籍 6、信札 7、古籍 2000《文物》5期有介绍、2001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悬泉汉简释粹》 1992年 湖北老河口 (战国) 两座 10余枚1、遣策 1992年 湖北江陵砖瓦厂楚墓M370 6支1、司法文书 200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简帛研究二○○一》 1993年 新疆古尼雅遗址(汉) 2支1、《仓颉》 商务印书馆《中国学术》二○○一 2(总第六辑) 1993年 湖北江陵王家台秦墓M15 800余支1、《效律》 2、日书 3、《归藏》 1995《文物》1期有介绍 1993年 湖北黄冈黄州区曹家冈楚墓M5 7支1、遣策 2000《考古学报》2期 1993年 湖北荆门郭店楚墓 805支1、《老子》甲、乙、丙本 2、《太一生水》 3、《穷达以时》 4、《唐虞之道》 5、《尊德义》 6、《忠信之道》 7、《成之闻之》 8、《六德》 9、《性自命出》 10、《缁衣》 11、《五行》 12、《鲁穆公问子思》 13、《语丛》(一、二、三、四)1998文物出版社《郭店楚墓竹简》14、《语丛三》遗简1支 2002年5月3日《中国文物报》 1993年 湖北江陵范家坡楚墓M27 1支 1993年 湖南长沙望城坡古坟垸西汉长沙王后墓 100余片 签牌 1993年 江苏东海尹湾东汉墓M2 1支1、遣策 1997中华书局《尹湾汉墓简牍》 1993年 江苏东海尹湾东汉墓M6 168支1、《集簿》 2、《郡属县乡吏员定簿》 3、《长吏迁除簿》 4、《吏员考绩簿》 5、《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薄》 6、《六甲阴阳书》 8、历谱 9遣策 11、谒 12、《元延二年起居记》 13、《行道吉凶》 14、《刑德行时》 15、《神乌赋》1997中华书局《尹湾汉墓简牍》 1993年入藏 上海博物馆藏楚简 1200余支其中 1、《孔子诗论》 2、《缁衣》 3、《性情论》有2001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4、《民之父母》 5、《子羔》 6、《鲁邦大旱》 7、《从政》 8、《昔者君老》 9、《容城氏》有2002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其他尚有《易经》、《彭祖》、《乐礼》、《曾子》、《武王践昨》、《赋》、《子路》、《恒先》、《曹沫之陈》、《四帝二王》、《曾子立孝》、《颜渊》、《乐书》等80余?部书。 1994年 河南新蔡葛陵楚(平夜君)墓 1000余支1、祭祷 2、遣策 2002《文物》8期有介绍 1996年 湖南长沙走马楼吴井J3 140000余支1、其中2400余片木简有1999文物出版社《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1999《文物》5期有介绍,内容为券书、司法文书、长沙郡人名簿、名刺、官刺、账簿 1997年 湖南长沙科文大厦长沙太守古井T3(东汉) 200余支据《中国考古学年鉴1998》介绍J4、J5、J18、J21、J25亦出土一些竹简,内容为官府文书、名刺、练字 1997年 江西南昌火车站东晋(雷垓)墓M3 3支1、衣物疏 2、名刺 2001《文物》2期 1999年 湖南沅陵县城关镇虎溪山西汉(吴阳)墓M1 近千支图书、刑德、黄籍、美食方 2000年 湖北随州市孔家坡砖瓦厂西汉墓M8 785支1、日书 2、历谱 3、木牍 2001《文物》9期有介绍 2000年 天津蓟县刘家坝乡大安宅村古井?(汉/魏)木椟1枚道家方术文书 ? 湖北沙市周家岩秦墓M50 120余枚 ?年入藏 香港大学藏简共259支⑴、书籍简 楚 10支⑵、日书简 西汉 109支⑶、奴婢廪食粟出入簿 西汉 69支⑷、遣策 西汉⑸、序宁简 东汉 14支 1996《传统文化与现代化》6期 ⑹、河堤简 东汉 26支⑺ 、松人解除木牍 前凉 1支2001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 2001年 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遗址(甲渠侯官所辖)第7、9、14、16燧 500余支汉简 2002年? 重庆云阳县双江镇旧县坪遗址 20余支汉简? 2002年 湖南龙山县里耶镇战国古城J1 36000余枚(楚、秦)? J3? 2002年 甘肃玉门市花海乡毕家滩墓葬(西凉-北凉)?9块衣物疏、M4有3-4块棺板写有张裴《晋律注》(诸侯律、捕亡律、系讯律等)? 2002年 陕西西安南郊西汉墓 木椟? 2002年 江苏连云港海州区双龙村汉墓 衣物疏一片? 2002年 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墓M2 1000支? 除此之外,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第二批楚简)、湖北考古所、荆州博物馆、甘肃考古所等单位亦有数量不详藏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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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字学家解析古文字释读技巧
    近日,《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约瑟夫·姆吉扎德等考古学家的最新考古发现。在伊朗西部的一个城市吉罗夫特附近,研究者发现了一块石碑。碑上刻满奇怪的符号,考古人员认为,这很可能是一种已经中断传承数千年的神秘文字。     事实上,发现神秘古文字消息时常可以看到,也有不少研究人员、民间学者不断声称自己破解了某种重要的神秘文字。神秘文字真有那么神秘吗,破解神秘文字的方法有一定之规吗?在古文字学家看来,无论是神秘文字,还是神秘文字的解读方法,其实并不神秘。 1.伊朗     古城遗址发现新楔形文字     考古发现往往将遗失的历史文明再次展现在我们面前。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西方的考古学家对伊朗境内的一座古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通过一系列发掘活动,考古学家重新衡量了古代伊朗在古代文明世界内的地位。相当部分科学家认为,两河流域文明的起源很可能是源于伊朗境内一条偏僻山沟中的一座古城。尽管这还是考古发现的早期阶段,但许多考古学家相信这次的考古发现将重写人类文明史。8月3日出版的《科学》杂志对这一遗址的发掘情况进行了详细报道。     伊朗考古学家约瑟夫·姆吉扎德(Yousef Madjidzadeh)在吉罗夫特城的南部还发现了一个古城遗址。“这个古城面积约2000平方米。在公元前3世纪中期达到鼎盛。”就是在吉罗夫特的这处古城市遗址附近,姆吉扎德发现了一块不大的石碑。在石碑上有一些奇怪的符号。     发现者认为这些符号是一种文字。该种文字的文明消亡以后,就再没人见过它们。不过,考虑到古城发掘的过程以及周围地区的环境,姆吉扎德也谨慎地表示,当然无法排除这块石碑是后人伪作的可能。     每一种古文字的发现都带来了颇多的惊喜。在伊朗的吉罗夫特,这样的惊喜并非首此出现。此前,著名的埃兰楔形文字也发现于此地。     1835年,一名25岁的英国陆军中尉罗林森奉命前往伊朗,出任库尔德斯坦省总督的军事顾问。这位业余考古爱好者到任不久,就听当地人说驻地附近有一处石刻。他于是前往石刻所在地,贝希斯敦村附近探险,并终于在此发现了一片大型摩崖石刻。     该片石刻离地面约有100米,石刻本身高约8米,宽约5米。上半部是一个浮雕,下半部是用古波斯语、埃兰语和阿卡德语三种楔形文字写成的铭文。这就是著名的“贝希斯敦铭文”。     然而,古波斯的楔形文字早就随着公元前330年波斯帝国的灭亡,而变成了一种无人通晓的死文字。不幸的是另两种楔形文字也早已随着文明的消逝而失传。因此,人们并不知道这些文字在向人们诉说着什么。     经过近12年的研究,英国考古学家罗林森(Rawlinson)才终于在1845年成功地译解了这片摩崖石刻上的古波斯语楔形文字。     考古研究人员纷纷表示,如果姆吉扎德新发现的真的是一种从未被确认过的楔形文字,那肯定会助于对楔形文字的发展史进行脉络的梳理——毕竟这种类型的文字正是发源于伊朗。 2.中国     甲骨文破译靠传承     事实上,古文字的发现往往随着考古发现渐入我们的视野。而随着古文字的解读,一段尘封的历史也由此揭开。甲骨文就是古文字破译史上的著名案例。     1899年,国子监祭酒(国家教育的最高行政长官)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据说,当时王懿荣正患疟疾,医书上说一种叫“龙骨”的东西可以医治疟疾,所以他派人到北京菜市口达仁堂购买这种药材。     王懿荣仔细观察买回来的“龙骨”,发现上面有不少刻画符号。王懿荣有很好的国学基础,对金石学很熟悉。他很敏锐地意识到那是古代的文字。根据这条线索,他顺藤摸瓜找到了殷墟,确认了它的出土地,并因此确定了此种文字与商代古人的关系。王懿荣认定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最终,它被定名为甲骨文,并被追认为现代汉字已知的最早源头。从那以后,中国学者也便开始了对这种文字的释读过程。     清代收藏家刘鹗是一位著名的甲骨收藏者。1903年,他在金石学家罗振玉的帮助下,从自己的藏品中精选出1058片甲骨,影印出版了《铁云藏龟》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关甲骨文的书。1904年,学者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提供的资料写出《契文举例》一书。在这本书里,他发表了自己破译出的181个甲骨文字。这是中国第一部考释研究甲骨文的专著。     “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识别出这么多字,是因为汉字与其他地区发现的古文字不一样,汉字流传有序,有自己的系统。”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赵平安教授指出,学者可以通过对字型的比对释读甲骨文,这种方法使甲骨文的识别工作得到了突破。     这些古文字字型的资料包括金文、石刻文字、小篆等等。它们都是解读甲骨文的参照物。古籍文献也成为一个参照途径,通过文献分析,研究者释读了甲骨文中记录的地理、人物专名信息。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甲骨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并成为我们认识商代历史的基本材料。     不过,甲骨文的释读依然充满挑战性。现在,人们已经在甲骨上发现的单字约5000个,但能确认的仅1000多字。而且,在这批已经释读出的甲骨文中,大部分是类似“日”、“月”这样的简单象形字。由此,逐一解读出甲骨文,特别是其中比较复杂的文字便成为现今中国古文字研究工作的重要内容。 3.埃及     罗塞塔的解谜传奇     早在甲骨文揭开面纱的100年前,埃及古文字就已进入人们的视线。随着古埃及国家的消亡,古埃及文字也逐渐被人们遗忘。直到19世纪罗塞塔石碑被发现,并经法国学者商博良深入研究后,古埃及文字才被释读出来。     罗塞塔石碑是解读埃及古文字的关键所在。1798年拿破仑出征埃及,并于当年的7月攻下开罗,很快征服了埃及。当时随军出征的有175名“有学问的人”,目的是为了研究神秘的古埃及。     1799年8月,在尼罗河口的罗塞塔城附近,一队法国士兵正在修筑工事。突然,一个士兵的铁铲碰到一块坚硬的东西。那位士兵可能没想到,这块坚硬的东西是通往古埃及文明的钥匙,这便是罗塞塔石碑:外形不规则的黑色玄武石碑,全长114厘米,宽72厘米,碑面刻有三段不同的文字。     “罗塞塔石碑的发现,给人们认识古埃及文化带来了希望。”赵平安指出,最初许多学者对石碑上的象形文字一筹莫展。后来,研究者发现了罗塞塔石碑文字的真实状态。原来这三段文字分别由三种古文字刻成。这三种文字分别是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埃及世俗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草写体)和希腊文字。其中第一段为象形文字,共11行;第二段为通俗体文字,共32行;第三段为希腊文字,共54行。     “在解读埃及古文字时,希腊文字的意义非同一般,因为希腊文是人们所熟悉的,这就是学者释读埃及古文字的一个参照物。”赵平安指出由已知文字来解读未知文字是破译古文字的一条重要途径。     从1808年起,考古学家商博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古埃及象形文字释读工作。在研究过程中,商博良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古埃及人写国王名字时,都要加上圆框,或者在名字下面划上粗线。“罗塞塔碑”上也有用线条框起来的文字。经过不断探索,商博良终于对照着希腊文,读出了埃及国王托勒密和“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CleopatraVII)这两个象形文字。它们可以从右到左,也可以从左到右,或者从上到下拼读出来。“埃及古文字的释读完成,也就带来了埃及学的兴盛。” 4.印度     统计原理破译哈拉巴文字     遵循文字发展的自身规律、对照着另一种文字来解读古文字称为一种有效的方法,然而在对哈拉巴(Harappa)文字进行解读的过程中,统计学的方法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印度古文明的发祥之地曾发现一些类似文字的符号———哈拉巴文字。自发现以来便困扰着人们。上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开始了破解哈拉巴文字的征途。     令人不解的是,即使是在人类拥有了高度发达的密码破译技术和高性能计算机后,研究者对古人的区区二十几个符号始终困惑不解。毕竟,学者们仅仅得到了印章上的铭文和陶器上的少量粗糙雕刻,信息量实在太少。相关遗址总共只发现4000枚印章、印迹和陶器上残破不全的铭文雕刻。而且现知的所有铭文中没有一个超过21个符号,每段铭文的符号数通常只有五六个。     破译这种文字的难点还在于它们是一种未知语言的未知文字,谁也弄不清它们与古代或现今何种语言文字的关系,也没有一块两种文字对照的石碑作为破译的参照,像埃及的罗塞塔石碑和伊朗的贝希斯顿石刻那样。一开始,学者们试图把哈拉巴文字与古代西亚的米诺文字、迦南文字、赫梯文字联系起来,但破译工作进展还是极为有限。     好在哈拉巴文字旁边有图画,而这些文字和图画之间似乎有某种联系,这给了人们推演的线索。     早在上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罕特就着手收集哈拉巴文字。他确认了396个不同的哈拉巴符号,并逐渐增加至419个。这些符号在2290段铭文中出现了13376次。统计表明,其中有113个符号仅出现了1次,47个出现了2次,59个出现的次数少于5次。而只有约200个符号使用得较为广泛,统计法给出了破译的另一条思路。     这些发现说明:哈拉巴文既不是像梵文(印度的一种古文字)一样的拼音文字,又不是像中文那样的一字一音的象形文字的变体。哈拉巴文介乎两者之间,有些符号是一字一词一音的实体文字,有的符号却只代表发音。     考虑到大部分文字体系中都有表示单数、复数、男性(阳性)、女性(阴性)的一些文字规则,还有一些对尊贵人物的称谓,往往必须放在文章句子的开头,学者们发现一些哈拉巴符号经常出现在句子的中部,而另一些则反复出现在句子的开头和结尾。而其阅读顺序是从右到左,这点与古代中文和阿拉伯文相同。     在这种思路下,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在破译哈拉巴铭文时使用了一种格栅法,它是基于统计原理来分析哈拉巴符号在句子里的前后顺序,从中发现规则并最终破解了这种文字。 如何破译一个古字     “读出一个古文字,就犹如发现一片新大陆。”一句话已经将古文字的解读难度描绘得淋漓尽致。     事实上,在对甲骨文的解读过程中,前人主要以《说文解字》为桥梁,通过字型纵向演化的比较来破译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历经几代人的努力,目前已解读了1000多个甲骨文字和2000多个青铜铭文文字。不过就其总数来说,所解读出的字数尚未过半。与此相伴随的一个问题是,即使我们已经解读出其中的一些字,也无法确知它们在商周时代的读音与意义。由此,探索新的古文字考释手段和研究方法,便成了当前古文字研究中一个迫切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战国文献的不断出土与发现,研究者获得了更多的参考资料。《周易》、《老子》这样的典籍都有了战国时代的版本资料。赵平安指出,目前对甲骨文的解读就可以参照这些文献。然而即使如此,甲骨文的一个字能够解读出来还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比如甲骨文中的“达”字,曾经被读作“途”。“途”通“屠”,也就是屠杀的意思。这个在甲骨文中频繁出现的字,在对商王的形象解读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此解释下传达出的历史信息是,当年商王不断地杀人,是典型的暴君。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因为“途”的对象往往是殷王室的亲眷、重臣、领地诸侯。对这类人群,殷王室绝无大规模屠戮的道理。“此外,我们还要考虑到词汇学的整个流变过程,因为‘屠’字出现得很晚,所能见到的用例基本上是战国以后的,而且屠后面多接牲畜名,本义为屠宰牲畜。”赵平安解释说,在对一个甲骨文文字的解读过程中要应用到多种方法,其中形体分析法,辞例校勘法,文献比较法都是常用的方法。辨别这个字是否解读得准确也要通过上述方法。         而对古文字的考释成败往往取决于能否找到可靠的足以沟通古今文字的有关文字资料。在对甲骨文“达”的释读上,楚简的发表至关重要。不过,文字资料的获取也带有偶然性,因而历史性分析必然存在着较大的死角,致使相当一部分古文字无法释读。     1995年,江陵九店楚简发表,这对甲骨文“达”字的解释提供了新的文献资料。这时文献比较法便派上了用场。当时,古文字学家李家浩在其文章中援引楚系“达”字字形。相比之前,“达”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主要称为秦系“达”字字形。     将对甲骨文中的这个“途”字和战国时楚系“达”字比较,赵平安等古文字学家发现这两个字之间有着明显的形体联系,特别是《甲骨文合集》郭店楚简《语丛》,《甲骨文合集与《古文四声韵》引《古老子》),《甲骨文合集》与郭店楚简《穷达以时》,这时,形体分析法又派上了用场。     赵平安认为楚文字“达”就是在甲骨文所谓“途”字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所以,甲骨文所谓“途”应该释读为“达”字。 神秘文字:传说还是历史?     “任何一种文字都有其产生的根源,我们都可以找到与其相关的语言和文字。”清华大学历史系李学勤教授表示,尽管古文字与现代我们熟悉的书写文字已有了一定的距离,但都不是空穴来风,总能找到相应的依据。无论是中国的古文字,还是埃及的古文字,古文字学家总能找到解读的途径。     然而,还是有一些神秘文字流传了数百甚至上千年,依然无法被释读。在中国,至少有8种这样的文字符号,被称为中国的“八大神秘文字”。它们分别是仓颉书、夏禹书、红岩天书、巴蜀符号、东巴文字、岣嵝碑、夜郎天书和仙居蝌蚪文。除了这8种文字之外,研究人员还陆续发现了四川凉山地区尔苏的沙巴文,湘西地区的女书等神秘文字。这些神秘的文字,始终吸引着解读者的目光。 1.红岩天书     红崖山距黄果树瀑布约7千米。在它的半山腰上,有一块巨大的浅红色绝壁,壁长100米,高30多米,远远望去,像一块巨大的红黄横幅悬挂在晒甲山顶上。山崖上有许多奇形怪状的文字符号。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其著作中曾经提及此处文字,称之为“白水红岩”。清光绪年间,日本学者德丸作藏和法国学者柏拉如雷·弗海尔曾前往考察,但都无功而返。     围绕这处流传数百年的神秘文字,存在很多传说,其中三种比较有代表性:一说是三国时诸葛亮南征时留下的遗迹,故又名“诸葛碑”。红岩碑文所在的晒甲山传为诸葛亮南征时的屯兵晒甲之处,明清时的文人便认为是孔明南征时得到彝族默部首领济火的辅佐,在平定西南各族后,结盟修好的纪念碑。二说是蜀汉时爨族首领济火协助诸葛亮南征有功,此碑就是用古爨族文字书写的济火“纪功碑”。三说是殷高宗伐鬼方时的纪功碑。     最近有一些民间学者提出,这是明建文帝在失位之后刻下的讨伐篡位者朱棣的诏书。 2.岣嵝碑     而对原刻于衡山岣嵝峰的“岣嵝碑”,也是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岣嵝碑字形如蝌蚪,不同于甲骨和钟鼎文。有人猜测这可能是道家的一种符录。至于内容,古代多认为是记录大禹治水的内容,而近年一些学者则认为“岣嵝碑”与大禹并没有什么关系。中国现代最重要的古文字研究专家郭沫若曾经对此进行过仔细分析,但只认出了其中的少数几个字。     对于这样的神秘文字,赵平安指出,相关的传说多是人们附会的结果。比如著名的“大禹碑”,其实宋代就有人摹刻,后来有人附会是大禹作的,解读时也便出现附会大禹的各种说法。而这种附会的结果则将这种文字越说越神秘。“我们现在还不好说这些文字就是后人伪造的,但因为相关资料的缺乏,我认为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存而不解,等到有更多资料出来了再解释。” 3.巴蜀符号     与其他并未广泛流通,缺乏系统性,仅仅作为密写工具的神秘文字不同,巴蜀符号曾经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在一定范围内被普遍使用。     巴蜀符号,又称巴蜀图语或巴蜀图形文字。上世纪,四川省出土的战国至西汉初的文物上,发现有150个不同图符。古文字学家研究后认为,这些巴蜀符号主要是古巴蜀土著民族铸印或刻在器物或印章上的一种定型化的象形文字。研究者钱玉趾指出,这些图符可能是2400多年前的一种拼音文字。“目前国家正立项有关巴蜀符号的社科基金。”赵平安指出,对这种神秘文字的解读成了古文字学家的一大心愿,希望能像甲骨文的释读一样,尽快找到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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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甲骨文材料统计
    自王懿荣1899年发现甲骨文到今天已经有一百余年了,出土的甲骨文材料究竟有多少?以往的学者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约有10万片,以董作宾、陈梦家、李学勤、王宇信为代表。另一种认为有15万多片,以胡厚宣为代表。最近陈炜湛先生又提出了6万多片的说法[1]。甲骨文材料的数量是甲骨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大众非常关心的话题,因此搞清楚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统计数字的不同源于统计方法和认识上的不同,对甲骨文材料的统计先后有两种方法。 一、早期的统计以著录、传闻、偶见为主要统计对象。     如胡厚宣在《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2]中把甲骨文材料分为已著录者和未著录者:     甲 已著录者;共71种,41087片。     乙 未著录者     (子)国内机关采集 31种,20971片     (丑)国内私人收藏 76种,93625片     (寅)国外机关采集 9种,5481片     (卯)国外私人收藏 6种,825片     共122种,12902片。     甲骨文总计161989片。     以上统计已著录部分“羼杂少量伪品,有前后互见重出,还有的,简直全是从别的书里选录,没有把它一一剔出。”不仅如此,机关采集、私人收藏部分也有与已著录者重复的,而且若传闻不实,同样也会造成统计误差。     董作宾1950年著《甲骨学五十年》[3]时,剔除《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中刘晦之(体智)、罗振玉、明义士三家未编印的约68000片[4]等,统计甲骨文总数约10万片:     第一,已见著录的甲骨文字     (一)拓本 29020片     (二)照片 331片     (三)摹写 12654     三项合计42005片。     第二,未著录的甲骨文字     (一)已编未印者 6630片     (二)机关采集未编印者 15652片     (三)私人收藏未编印者 约25525片     (四)国外的公私收藏 约6306片     四项合计约54113片。     甲骨文材料“总约为九六一一八片,不足十万片。但仍然可以说是十万片,因为这是可以给刘、罗、明三家残存甲骨的估计留下几千片的面子。同时我们不要忘记前面所说的著录各书中重复得如何的厉害!这问题也可以增损数量,为统计留一些活动游移的余地。”“纵然抗战期间有新出土的甲骨文字,也还抵偿不了十万片估计虚浮重复的数字,所以我们只能估计甲骨材料仍旧是十万片,不过比以前充实一些罢了。” 二、以甲骨实物为统计对象。     这一方法首先由陈梦家提出,陈先生1956年出版《殷虚卜辞综述》[5]时,“所有存在大陆上的甲骨已大部分归到公家”,陈先生摒弃以往的统计方法,根据甲骨实物的现藏情况进行统计:     甲 属于公家的 约51000片     乙 属于私人的 约4000片(估计)     丙 现在台湾的 约26000片     丁 现在欧美的 约7000片     戊 现在日本的 约10000片     总数 约98000片     陈先生以甲骨实物为统计对象的统计方法,从根本上避免了统计中出现重复的可能,比早期主要依据著录的统计方法更科学。但陈先生没有对甲骨实物的现藏情况进行调查,所依据都是估计数字,因此他的统计结果并不可靠。     以甲骨实物为统计对象,需要调查甲骨实物详细的收藏情况,这项工作不仅耗时费力,而且需要细心辨别真伪。对甲骨实物收藏情况的调查,以胡厚宣为首的《甲骨文合集》编纂组做出了巨大贡献,1961-1984年,他们对大陆公私机构甲骨的收藏情况进行了普查:     “北路由胡厚宣、桂琼英和罗世烈访长春、沈阳、大连、旅顺、青岛、济南;胡厚宣、桂琼英二人访问大同、太原、石家庄;胡厚宣一人访哈尔滨、吉林。     南路由胡厚宣、桂琼英和应永深访保定、安阳、新乡、郑州、汉口、武昌、长沙、广州、杭州、上海;胡厚宣、彭邦炯二人访桂林;胡厚宣一人访南昌、九江、厦门。     东路由胡厚宣、桂琼英和商复九访天津;胡厚宣和孟世凯、齐文心、王贵民、谢济、商复九六人访济宁、徐州;胡厚宣和齐文心二人访青岛;胡厚宣一人还访中原开封、郑州、新乡。     西路由胡厚宣一人访成都、重庆。     1974年又由胡厚宣和胡振宇、应永深、孟世凯、杨升南五人补拓南京、镇江、扬州、苏州、上海、杭州等地新发现的甲骨材料。     除了个别的零零碎碎地补拓去过一些地方外,集中九人去拓故宫博物院所藏甲骨,六人去拓山东博物馆所藏甲骨,五人去拓北京大学所藏甲骨,三人拓北京师范大学所藏甲骨,二人拓青岛、北京师范学院、济宁、徐州所藏甲骨,一人拓十个城市所藏甲骨。其中清华大学、北师大甲骨被借出来墨拓,吉林省博物馆、吉林大学甲骨送来宾馆给我们墨拓,天津、青岛甲骨送来北京给我们墨拓。在北京故宫,承院方美意,曾破例允许我在仓库的办公房里,挑选最后在库房找出原存华语学校的明义士旧藏的十箱甲骨,以供拓印,这种热情,实在令人感激!     对于个别边远地区如昆明、兰州、贵阳等地的甲骨,则托人代理或借来使用,像昆明托李家瑞、兰州托裘锡圭等。”[6]     调查的结果详见《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7](简称《八十五年》,下同):大陆有25个省市自治区,40个城市,98个机关单位和47个私人收藏家,机关单位藏95880片,私人藏1731片,大陆共藏甲骨97611片。对这一统计,胡厚宣在后来的《大陆现藏之甲骨文字》(简称《大陆》,下同)中有所修正(《大陆》统计也有疏误,如上海自然博物馆所藏已归上海博物馆;南京泮池书社所藏已归游寿,游寿所藏归哈尔滨师范大学;西安师范学院1960年与陕西师范学院为陕西师范大学,所藏甲骨早归陕西师范大学。《大陆》还遗漏了《八十五年》中已列举的河南省历史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商店)。     对台湾、香港和国外甲骨的实物统计,胡厚宣以著录为主兼个人调查、托人代办,计台湾有5个单位,3个私人收藏家,共藏甲骨30204片;香港收藏甲骨的有4个单位,共藏甲骨89片;国外收藏甲骨的,日本有12443片,加拿大有7802片,英国有3355片,美国有1882片,西德有715片,苏联有199片,瑞典有100片,瑞士有99片,法国有64片,新加坡有28片,比利时有7片,南朝鲜有6片,共12个国家26700片甲骨。     《八十五年》统计国内外共藏甲骨154604片。     胡厚宣对大陆所藏甲骨的统计是依据自身或他人的亲身调查,统计结果已相当准确(个别有重复和出入,详见下文),但对台湾、香港及国外所藏甲骨的统计,则并非全都依据自身或他人的亲身调查,有的只是根据他人提示,真伪、错对都无从判断,因此这部分的统计误差较大。     《八十五年》的统计完成后,国内外又相继出版发表了甲骨著录方面的专著和文章,如:《法国所藏甲骨录》(1985)[8]、《英国所藏甲骨集》(1985、1992)[9]、《甲骨入藏山东补记》(1986)[10]、《天理参考馆甲骨文字》(1987)[11]、《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1988)[12]、《国内四个文物商店所见甲骨》(1988)[13]、《浙江省博物馆新藏甲骨文字》(1990)[14]、《芝加哥大学所藏商代甲骨》(1991)[15]、《马林旧藏殷墟甲骨集释》(1995)[16]、《中岛玉振旧藏の甲骨片について》(1996)[17]、《德瑞荷比所藏一些甲骨录》(1997)[18]、《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藏甲骨文字》(1999)[19]、《新乡市博物馆馆藏甲骨》(1999)[20]等。这些新发表的材料都是作者亲身调查所得,对胡厚宣的统计有所补正,加之殷墟最近新发现了一批甲骨文(如2002年小屯南地新发现228片甲骨文)以及甲骨文外延的扩大(甲骨文的概念也包括殷墟以外出土的甲骨文),这些新情况的出现使我们觉得有必要对百年来甲骨文材料进行再统计,以资学界研究和大众传播。     由于材料分散,笔者不可能笔笔落实,故统计中难免有疏漏,还请有识之士不吝指正。     下面按地区、国别分别统计,按收藏数量从多到少依次排列。为了统一,本文不管缀合,只计甲骨单片。 一.中国大陆(>80901)     (一)公私机构(>79381) 北京(>54396):     1.中国国家图书馆[21]34512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6665     3.故宫博物院>4700      4.北京大学3001     5.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987      6.清华大学1691      7.中国国家博物馆[22]862     8.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3]484      9.北京师范大学430      10.北京市文管处40      11.首都师范大学[24]20      12.韵古斋 4 上海(5716):     13.上海博物馆5275     14.复旦大学335     15.华东师范大学101     16.上海师范大学[25]5 山东省(5519):     17.山东省博物馆5468[26]     18.山东大学3      19.山东师范大学2[27]      20.青岛市博物馆43     21.济宁一中3 江苏省(3582):     22.南京博物院2921     23.南京大学575     24.南京市文管会16     25.南京师范大学[28]13     26.镇江市博物馆13     27.扬州市博物馆4     28.徐州市博物馆7     29.苏州市博物馆33 辽宁省(3452):     30.辽宁省博物馆394     31.辽宁大学48     32.旅顺博物馆2925     33.旅大市文物商店85 天津(1905):     34.天津市历史博物馆1847     35.天津市艺术博物馆25      36.天津师范大学[29]23      37.南开大学10 河南省(1465):     38.河南省博物馆872      39.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30]31      40.郑州市博物馆20     41.郑州大学18      4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31]2      43.开封市博物馆65      44.河南大学31      45.新乡市博物馆231      46.安阳市博物馆195 吉林省(855):     47.吉林大学493     48.吉林省博物馆293      49.东北师范大学69 浙江省(447):     50.浙江省博物馆408      51.浙江省图书馆13       52.浙江大学[32]6      53.台州文管会20 湖北省(353):     54.武汉市文物商店127     55.湖北省博物馆115      56.湖北大学[33]100      57.武汉大学8      58.武汉市二十八中3 广东省(296):     59.广东省博物馆128      60.中山大学80      61.华南师范大学[34]39      62.广州大学[35]25      63.广州市博物馆21      64.广州市文物商店3 河北省(227):     65.河北省博物馆31     66.河北师范大学[36]21     67.河北大学[37]174     68.避暑山庄博物馆1 山西省(232):     69.山西省博物馆231     70.晋祠文物保管所1 福建省(207):     71.福建省博物馆5     72.福建师范大学3     73.厦门大学199 重庆(192):     74.重庆市博物馆192 安徽省(145):     75.安徽省博物馆145 陕西省(94):     76.陕西师范大学72     77.西北大学8       78.陕西省博物馆4 云南省(73):     79.云南省博物馆73 四川省(70):     80.四川省博物馆47      81.四川大学博物馆13     82.西南师范大学[38]10 江西省(37):     83.江西省博物馆37 内蒙古(31):     84.内蒙古大学21     85.内蒙古师范大学[39]10 甘肃省(30):     86.甘肃省博物馆13     87.西北师范大学[40]13     88.山丹县文化馆4 黑龙江省(27):     89.哈尔滨师范大学24      90.黑龙江省博物馆3 贵州省(21):     91.贵州师范大学[41]17     92.贵州省博物馆4 湖南省(9):      93.湖南省博物馆9     以上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胡厚宣的《八十五年》与《大陆》,根据后出材料修正的有:故宫博物院《八十五年》统计为22463片,但据故宫博物院的郝炎峰先生讲,能确认的只有4700多片,因此不能确认的还有1万7千多片;山东大学所藏,《八十五年》统计为8片,据《甲骨入藏山东补记》修改为3片;青岛大学所藏,《八十五年》统计是44片,据《甲骨入藏山东补记》云青岛市博物馆所藏甲骨来源于青岛文管会旧藏27片,山东大学拨交王绪祖旧藏9片,王杏东捐王绪祖旧藏1片,王统照旧藏6片,总共43片;新乡市博物馆博物馆所藏,《大陆》统计是500片,据《新乡市博物馆馆藏甲骨》修改为231片;东北师范大学所藏,《大陆》统计为126片,《东北师大所藏甲骨选释》[42]云现存只有69片带字甲骨,1片存疑;浙江省博物馆所藏,《八十五年》统计是339片,《浙江省博物馆新藏甲骨文字》云浙江省博物馆又获陈器成旧藏54片、张凤旧藏15片甲骨,故总藏为408片;广州市文物商店所藏,《大陆》统计是4片,据《国内四个文物商店所见甲骨》修改为3片[43];河北大学所藏,《大陆》统计是209片,据《河北大学文物室所藏甲骨》修改为174片[44];山西省博物馆所藏,《八十五年》统计为185片(即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所藏),《马林旧藏殷墟甲骨集释》云1990年9月,马林的儿子赵勍又捐献46片,故总藏为231片[45];《大陆》在“郑州、开封、新乡、安阳”条下列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陈列室所藏甲骨79片”为便于统计,将它归并到“北京”条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藏甲骨应是解放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殷墟发掘、采集所获及罗振玉的部分旧藏,《八十五年》1984年统计为5143片(含殷墟发掘、采集所获:1950年四盘磨1片,1953年大司空村2片,1958年小屯西地1片,1959年大司空村2片,铁路苗圃北地1片,1961年铁路苗圃北地1片,1962-1964年铁路苗圃北地2片,1967-1977年小屯采集14片,1971年后冈1片,小屯西地10片,1972年小屯西地4片,1973年小屯南地5041片, 1974年铁路苗圃北地1片[46];及罗氏部分旧藏),此后殷墟继续发掘,又发现了数千片,即1985年铁路苗圃北地1片,1985年小屯西北地2片,1986年小屯8片,1989年小屯村中以前张学献菜地294片[47],1991年花园庄东地689片[48],花园庄南地5片,2002年小屯南地228片[49],考古工作者在整理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时,又清理出294片(1973年小屯南地总共发现5335片)[50],2004年大司空村1片[51]。另外,殷墟其他地区亦零星出土刻辞甲骨,尚未公布,故考古所所藏刻辞甲骨超过6665片;“韵古斋”所藏系北京市文物商店原藏[52]。     《大陆》“昆明”条下列的云南省文物商店所藏甲骨96片,本是藏家寄售,后因价格协商未合,藏主又复取去,原骨今已不知去向[53],为避免混乱,笔者在统计甲骨时,将其列入下文“去向不明”。     另外,机关院校名称有变动的,尽量改为现用名称(参见脚注)。但有个别机构虽然已更名,但更名后的甲骨收藏情况,笔者不详,就仍沿用其旧名称,如旅大市文物商店、北京市文管处、南京市文管会等。     甲骨来源情况,可参考胡厚宣《大陆》附表。     (二)私人(1520) 上海:(868)     1.曹仁裕旧藏600     2.潘景郑旧藏100     3.孙鼎旧藏76     4.杜亚诒旧藏22     5.陈汉第旧藏15     6.沈曾植旧藏14     7.张丹斧旧藏11     8.边政平旧藏10     9.李旭旧藏6      10.朱镇生旧藏4     11.孙叔仁旧藏3     12.龚心钊旧藏3     13.童大年旧藏2     14.吴思进旧藏1      15.郭士祺旧藏 1 北京:(269)     16.董希文旧藏111     17.张玮旧藏65     18.高君谟旧藏38     19.王寿之旧藏30     20.何春畲旧藏19     21.梁思永旧藏4     22.耿鉴庭2 南京:(196)     23.陈中凡旧藏186       24.孙望10  广州:(100)     25.商承祚100 徐州:(25)     26.黄龙25 开封:(18)     27.孙作云旧藏10     28.郭人民7     29.赵宝俊1 天津:(17)     30.谢宗陶8      31.徐宝祠旧藏8     32.胡敬之1 绍兴:(10)     33.王永元10   济南:(8)     34.栾调甫旧藏8 桂林:(8)     35.温雄飞旧藏8  杭州:(1)     36.姜亮夫1     私人收藏的甲骨流动性大,不易统计,胡厚宣在《八十五年》中对他在解放后至1984年间所了解的情况做了统计,共计47个藏家,1731片,以上统计即以此为基础。但有个别藏家的甲骨早已归公,《八十五年》中作了重复统计,如:罗伯昭旧藏,已归中国国家图书馆[54];游寿、周瑛所藏已归哈尔滨师范大学[55];黄宾虹旧藏,其家人在他去世后,已赠予浙江省博物馆[56];康生、臧胜远所藏归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邓拓所藏归北京文管处;党晴梵所藏归陕西师范大学;易忠箓所藏归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和湖北文史馆[57]。此六者本项不再统计。也有新近私人所藏甲骨归公的,如陈器成旧藏4片(实为54片)和张凤旧藏14片(实为15片)归入浙江省博物馆,前文已添加到相关单位,本项亦不再统计。     (三)去向不明(近2万)     胡厚宣在《国内四个文物商店所见甲骨》一文中曾讲过有两宗,今已不知去向:     1.云南省文物商店96片(见上文)。     2.天津市文物商店6片,胡厚宣曾建议天津市历史博物馆收购,未果,今已不知去向。又,《大陆》中“天津文苑阁”记有16片,系笔误。     3.还有一些甲骨据说系近年来在殷墟周围捡拾所得近500片[58],也不详藏主及真伪。     4.故宫博物院不能确认的有1万7千多片(见上文)。     总结上文,大陆93个单位收藏>79381片,36个私人藏1520片,大陆共计藏甲骨文>80901片;有4宗去向不明,近2万片。 二.台湾地区(>30343)     (一)公私机构(>30326)     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5836     2.历史博物馆4378     3.中央图书馆22     4.中央博物院79      5.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图书馆11     (二)私人(17)     1.庄尚严旧藏7     2.金东溪旧藏4     3.严一萍4[59]     4.方豪旧藏2     (三)去向不明(30)     1.宫本廷人携至台北的24片(见下文)。     2.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甲骨中,有一部分为傅斯年购得,这部分甲骨中遗失了6片。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甲骨的来源,可分三类:一是殷墟十二次发掘所得;二是1949年以前购买所得;三是私人赠送。第一类已发表在《殷虚文字甲编》、《殷虚文字乙编》及其补遗,原有24918片,后碎至25210片之多。第二类的来源又可分为三部分:(一)为1928年调查殷墟购的16版;(二)中央研究院从南京购的46版;(三)1947-1948年间,由傅斯年购买,高去寻、李光宇分批运至南京的,现存196版[60]。第三类含1947年王瀣遗孀出让的王瀣原藏甲骨660片[6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总藏超过25836片(本文统计第一类,以破碎前的数字为准)。历史博物馆所藏甲骨来源有1956年入藏的原属河南省博物馆的龟甲2673片,兽骨983片,共3656片;也有1972年由中央图书馆转赠的722片[62]。历史博物馆总藏4378片。中央图书馆原有744片甲骨,转赠中央图书馆722后,还剩22片。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图书馆所藏一部分系容庚旧藏,1934年,容庚将29片甲骨赠予厦门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陈列馆(摹本见胡厚宣《厦门大学所藏甲骨文字》[63]),抗战时,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主任宫本廷人将此29片携至台北,其中5片存于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图书馆,最近有1片已佚,其余24片则不知去向[64];另一部分为李玄伯旧藏[65]。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总藏为11片。     台湾5个单位藏甲骨>30326片,4个私人藏17片,总计>30343片;去向不明者2宗30片,丢失1片。 三.香港地区(90)     1. 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图书馆56       2.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6     3.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7      4.香港大会堂美术博物馆1     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图书馆所藏甲骨系邓尔雅旧藏,由其子邓祖玄捐赠给联合书院[66]。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所藏甲骨系李玄伯旧藏[67]。     香港4个单位共藏甲骨90片。 四.日本(约7999) (一)公私机构(约7419)     1.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3256     2.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356     3.天理参考馆945     4.东洋文库59     5.东京国立博物馆223     6.东京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113     7.亚非图书馆81     8.京都大学考古学研究室56     9.大原美术馆39     10.富士短期大学35     11.庆应义塾考古学研究室22     12.关西大学考古学研究室22     13.早稻田大学东方美术陈列室21     14.藤井有邻馆16     15.明治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12     16.国学院大学文学部考古学资料室11     17.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系7     18.早稻田大学高等学院6     19.武藏大学历史学研究室5     20.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美术博物馆1     21.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1     (据松丸道雄,以上为证实部分,6819片)     22.书道博物馆约600 23.出光美术馆3     (据松丸道雄,以上为未证实部分,约600片) (二)私人(580)     1.今井凌雪76     2.故·小仓武之助53      3.秋山公道42     4.小林斗庵33      5.故·谷边桔南18      6.八木正治14     7.桧垣元吉13     8.饭岛春敬12     9.白川一郎10     10.工藤愚盦9      11.川合尚雅堂7      12.故·小川睦之助7     13.故·岩井大慧5      14.狩野直祯3      15.江口宽3     16.三浦清吾2     17.故·松谷石韻2     18.佐藤武敏1     19.西川靖安1      20.植村清二1     21.菅原保1     22.松丸道雄1      23.长岛健1      24.故·中岛玉振200     25.故·宇野武夫1     (据已公布的相关材料,以上为证实的部分,516片)     26.加藤某氏40     27.故·内藤虎次郎25     28.曾我部静雄1     (据松丸道雄,以上为未证实部分,约70片) (三)去向不明(近4000)     1.理科大学人类学室30     2.旧桃山中学校1     3.故·三井源右卫门3000左右     4.故·富冈谦藏 7-800      5.故·田中庆太郎数十片     6.故·岩间德也 数片      7.故·园田湖城3     8.富冈昌池1     松丸道雄对日本的甲骨收藏情况做过全面调查,见《日本收藏的殷墟出土甲骨》[68](简称《日藏》,下同),该文把日本甲骨收藏情况分为三种:证实部分、未证实部分和去向不明三部分,并附表格。笔者据《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69]、《天理参考馆甲骨文字》和《中岛玉振旧藏の甲骨片について》等,对《日藏》有所修正。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日藏》为1641片,《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云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甲骨由三部分组成:故河井荃庐氏旧藏972片,补遗12;故田中救堂氏旧藏341片,补遗29片;三浦清吾旧藏2片,总计1356。天理参考馆所藏,《日藏》为837片,《天理参考馆甲骨文字》书末伊藤道治撰写的《关于天理参考馆所藏甲骨》一文云,该馆先后发现七批甲骨收藏品,凡947片,内两片伪片,共945片。中岛玉振旧藏,《日藏》云去向不明,据《中岛玉振旧藏の甲骨片について》知中岛玉振旧藏甲骨现归山崎忠所有,由于太平洋战争中的移动,200片甲骨已破损为229片,这部分甲骨应放在“证实部分”。已故宇野武夫藏1片,现为其子宇野公容收藏[70]。     有一点需要说明,日本的私人收藏,按上文提供的数据统计为586片,但据王宇信先生讲其中有位藏家的后裔将6片卖给了许进雄,现藏于韩国淑明女子大学,因为不详藏家姓名,所以笔者仍袭用松丸道雄的统计结果。日本私人实藏约580片。     日本所藏甲骨有23个单位约7419片,28个私人约580片,总计约7999(证实部分+未证实部分);去向不明者有8宗近4000片。 五.加
日期:[ 2008-12-01 ] 阅读:4966